陈漱渝
仓石即仓石武四郎，他的名字曾出现在1929年5月31日的鲁迅日记中：“晴。午后金九经偕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像拓本。”金九经是朝鲜人，因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流亡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担任朝鲜文和日文讲师，通过未名社的关系结识鲁迅。冢本善隆是日本汉学家，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在中国考察中国历史和宗教问题。水野清一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北京大学从事考古研究。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已在上海定居的鲁迅回北平短期探亲。这两位日本汉学家因为对考古有兴趣，便通过金九经的关系要去拜访鲁迅。仓石闻讯，也坚持要随同拜访。金九经在日本时是仓石的学生，对他的恳求无法推卸，只好让他也跟着一起去了。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日本现代汉语研究的泰斗，在中国经学、文学、音韵学、思想史诸方面也卓有成就。1928年3月至1930年8月留学中国，聆听过钱玄同、范文澜、赵万里等知名教授的课程，还拜访过俞平伯、陈垣、陈寅恪等著名学者。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荣新江、朱玉麒先生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其中也提供了他跟鲁迅接触的珍贵史料。在《追赶鲁迅》一文中，仓石先生回忆了访问鲁迅的情况，为注释1929年5月31日的鲁迅日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他们当天拜访鲁迅，目的是观赏鲁迅收藏的六朝造像拓本。他们问及鲁迅收藏拓本的原因，回答是：“当时处于民国初期，袁世凯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弹压政策极为严厉。谁要说出批评政府之类的话，就会马上被特务绑架。当然，这些人绝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抓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么的也全都是间谍。先生向来喜欢拓本和绘图，于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想了一个办法：除了拓本外，什么都不说。家里有客人来访，也只说些拓本的事；在路上遇见朋友，也只谈些拓本的事，‘这样，我的脑袋现在还连着身体哩。’他说。”这段话，可以跟鲁迅在《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中对袁世凯实行白色恐怖的揭露相互印证。
在同一篇文章中，仓石还回忆了鲁迅1929年5月29日到北京大学讲演的盛况。当天，仓石先生跑到北大一院（今沙滩红楼五四纪念馆）二楼的一间教室听鲁迅讲演，但空无一人，原因是教室太小，讲演临时改到北大二院（景山东街马神庙）的一间大教室举行。仓石先生跑到二院，没想到教室也是空空的，原来听众远远超过了预想人数，只好再改到三院（北河沿南池子）的礼堂举行。仓石先生再跑到三院，大礼堂已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鲁迅开始讲演后，满场学生都站起来，不断鼓掌欢呼，有的甚至站在长凳上大声喝彩，以至站在离讲台很远的仓石先生仅仅听到了“人道主义”或“胡适的新风”等只言片语。仓石先生问周围的学生：“鲁迅非常受欢迎，那周作人呢！”不料这个学生只用轻蔑的语调回答了两个字：“他呀！”这一场面，使仓石先生目睹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崇高地位。
这次讲演的内容，跟鲁迅在燕京大学讲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略同。这篇讲词，现已收入鲁迅编定的《三闲集》。1929年5月29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也谈到了这次讲演的情况：“七点钟到北大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大礼堂为之满，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这段话，也可以跟仓石先生的回忆相互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