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格宁
1998年我刚开始创作时认识她。跟什么人的关系都不具备天长地久的基础，这是我的天性，也是傲慢使然———不久，我们都参加了杂志社的一个研讨会，她开始发言，我作不得声，大致内容是农村可以出男作家，但决不能出女作家，女作家只能出自城市，当时没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这样讲的理由是什么。十八九世纪的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不是生在英国农村的女文豪？近代则有法国的科莱特。她只是反复陈述这个结论，用悍泼的语气，我们对面当时坐的就是我的同乡，一个口音浓重吐字不清的邵阳文艺女青年，穿着受污的粉色上衣，像被人踩踏的积雪，毫无表情并且明显不是装出来满不在乎的麻木，她针对的人中也有她一分子啊。看她大言不惭，我如坐针毡，我一直强调小普林尼的名言：“每本书都是有用的，对需要它的人有用。”为什么不可以让不发达地区的人说他们的心声，尽管只是看深圳土著发财致富的感想，梦想过上小布尔乔亚生活的无聊慨叹，要知道物质的痛苦也是实实在在的痛苦，虽然格调不高。“哎，你的意见呢？”出神的我被她拉扯袖子，我相当不满，因为她弄乱了我的上衣。先说我吧，按儿子将来的讽刺讲法，是时刻保持精英体貌的一个人，出来见人必一丝不苟地化妆、穿戴，惟恐妆花衣乱；再说她，酷爱穿滚边黑旗袍，紧紧缠住150cm／60kg的身躯，像只肉粽子，我说我没什么意见。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她继续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狡黠地冲她一笑：“你要我有什么意见，我也是湖南乡下人啊！”她被逗乐了，冲我肩膀来了一拳，像个同生共死的好兄弟。我心里冷笑，在整个湖南，迄今为止只有两个人称自己为乡下人：毛泽东和沈从文，将来是我。你看看，这就是党派门阀之争的开端，也是文人斗文人的缘起。
我深恶痛绝“文人”这个称号，我称自己为“艺术家”，我的理想当年刚刚建立，只想诚实地表达感情，树立黄种人也有自己的感情的观念，因为现在白人黑人都有了代表他们感情的艺术，我们不能再靠着老祖宗。我不愿参与、回应任何争论，我是闭门造车者，我只爱我这一亩三分地。至于别人，写呗，这世界大得很，容得下你我他许多人，精神成分不论，总有对应的读者，只要不是装腔作势的虚伪描写。其实她深受其害———她是江西余都人，初次见面她一字一顿告诉我，县级市，但她全家都受过高等教育，吃商品粮，她提到母亲家比较多，她的母系是湖北沙市第一大地主，“我外婆说逃难的时候都不辛苦，丫头熬芝麻糊，她们打牌”，她用这些题材大做文章，“宁要大家奴，不要小家女”这些古董择偶标准被她讲来津津乐道，名典咖啡火车卡座里谈金枝玉叶是她的拿手好戏，她从不讲县级卫生院妇产科门口堆积成山的带血草纸。
那次研讨会唤起了我的警醒，我当然不想与无论谁为伍组小圈子，我是单个人。可能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草木皆惊的，所以她的电话，即使是私人电话我都保持距离———她所有的电话都强调她不愿离婚：“既然是搭伙过日子，我跟谁都可以，为什么不跟原配？”“已婚是一种身份，我喜欢这种身份，我喜欢对外宣称我是已婚，离婚是失去身份。”记得只有这次我插了话，此外的我都只是冗长告白的倾听者：“不，已婚是一种身份，失婚是另一种身份，你只是换了种身份。”我的哈哈大笑惹恼了她，她说你没点同情心。要我怎么同情她呢，我是真这么认为，我笑是因为另外的原因———我又想到那场研讨会她情绪激昂地批评农妇的思维，她有没有兴趣评价一下她自己的思维？
地域差距顺理成章地结束了我和她的联系，她找过我，问我看什么书，我反问“你呢”，“《我们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爱你就像爱生命》”，她在这中间打转了很久，了无新意，我说近来只研究蒲宁，她要我记下她的号码，我嗯嗯呀呀用笔龙蛇飞走一通，挂断电话，将拍纸簿扔进纸篓，永生永世不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