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后一方面，读过那两本书才能明白；前一方面，则是这部《奥威尔传》（［美］杰弗里·迈耶斯著，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所描述的。
奥威尔成为圣徒，也许只是成为“先知”的代价而已——他弃绝一些东西，或者说，坚持一些东西，从而获得另外一些东西：“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顿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需求，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但他选择的生活为其艺术提供了严肃的素材。”这足以解释奥威尔如何写出先前几种著作，如《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和《向加泰罗西亚致敬》等；但是尚且不能据此推论，他将成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其间另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大概从生平层面入手，无法说明这一问题，需得另辟蹊径才行。
称奥威尔为先知，为圣徒，都有可能受到质疑：前者太过玄虚，后者未免简单。《奥威尔传》好就好在并不简单；换句话说，写出了奥威尔之为圣徒，而不是将其圣徒化。说来“圣徒”只是对人的看法之一，而看法可以不止一种。另外换个角度，譬如视之为一段生平历程，并非业已完成、载入史册的形象，结论或许就不一样。作者说：“奥威尔从来未能——也许从未想过——解决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伊顿毕业的无产者，反殖民主义的警察，中产阶级流浪汉，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批评左派的左派，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和气的独断专行者。”就内容而言，与前引“从本质上说”云云并无根本区别，说法却有所不同。
如果再进一步，把他当成需要与之打交道的一个人，感觉或许又不一样。譬如：“约翰·莫里斯是少数几个不喜欢奥威尔的人，不觉得他有友善的一面。
莫里斯说他的眼睛结合了‘仁慈和狂热’，他强调了奥威尔身上被其瘦削身形强化的圣徒的、牺牲性的一面，那将成为奥威尔传奇的重要部分：‘奥威尔总让我想起沙特尔大教堂正面那些人像：他又高又瘦的身材有种受苦的哥特式特点。他经常笑，但不笑时，他那有皱纹的脸庞让人想起一个石头所刻、风化得很厉害的中世纪圣徒那颜色灰白的苦行形象。’”凡此种种，正是此书作为一部传记，丰富结实之处。不仅展现了奥威尔的各个侧面，还在不同距离上予以展现。然而上述三段话中，似乎又以莫里斯一番描述，最接近于我们心目中那位《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圣徒使人钦佩，而先知令人敬畏。
也许生平线索之外，还有一条思想线索；它基于前者，却是独立存在。书末所附奥威尔《我为何写作》一文，对此有所揭示：“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里明确了一个时间点：奥威尔乃是由此起步，至《一九八四》问世，遂告完成。
《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联合汽车公司工人F·A·亨生的信中说：“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奥威尔何以写出《一九八四》的原因所在。当别人仅仅注意到某种现象，抑或视而不见，甚至故意回护时，奥威尔把握住了最本质的东西。他所反对的对象永远不会背离自己这一逻辑，只能据此继续发展；而他不仅将其去向看在眼里，还对所要到达之处了如指掌。
奥威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回避那个其实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他必须对这个世界负责，必须把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一切及时地讲出来。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如《奥威尔传》所述，奥威尔显然有意活成圣徒，其实他更立志成为先知。“创作《一九八四》实际上要了奥威尔的命，”假若不写《一九八四》，奥威尔死不瞑目。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