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内对外差异何在？

　　针对10年来日本国会以“扩大(对宪法)解释”(实际上是曲解)的手法，不断通过的诸多派兵法令，一名自民党参议院议员承认官方的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处。

　　这名曾在大学任教，强烈主张公开修宪的议员坦白指出，在诸如最近的伊拉克特别措施法等问题上，官方的答辩有时确带有诡辩的色彩。

　　诡辩手法妙语如珠

　　至于在第一线进行诡辩，妙语如珠而经常令朝野议员捧腹大笑的小泉首相，当然心知肚明，知道自己是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幸好小泉有一个可爱的哲学，即假如他的谈话与宪法条文有所出入，错的一方肯定不是他，而是那赶不上时代潮流的宪法条文和解释，而这更进一步证实了宪法修改的迫切性。

　　正是通过上述反复曲解宪法与先斩后奏，追认既成事实的手法与逻辑，再加上大众传媒的积极配合与向国民说教，谁都知道日本修宪的障碍物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修宪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的阶段。说得极端些，日本宪法之换上新装，自卫队之改称为“国军”，现在差的只是良辰吉日的选择。

　　既然如此，小泉首相为何在联合国大会上还要装腔作势，大谈和平主义？他为何还要念念有词，对和平宪法前文“在国际社会占有(光荣)名誉的地位”的这段文字依依不舍呢？

　　留意10余年来日本舆论宣传的读者不难发现到，日本对内对外采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日本国内，官方与宣传机器10年来舆论诱导的最大特征，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与事件，制造与渲染“危机意识”，促使国民进行“意识革命”，从而放弃被讥为“战后万恶之首”的和平宪法。

　　但如此这般的宣传理论，当然搬不出国门。何况日本要实现“常任”梦，还得获得联合国三分之二成员国(特别是近邻亚洲各国)的首肯与支持，此刻打草惊蛇显然不是上上之策。

　　东京的如意算盘是：在日本国内，举国上下达到“共识”，加快修宪的步伐；在国外，谁都对日本的修宪整军毫不察觉，而丧失原有的敏感反应或应有的警惕心理。

　　放出烟幕寻求“知音”

　　纵观10余年来日本对外的舆论造势，可以看出有着下列几个明显的战术与特征：

　　其一是，在日本朝野加紧鼓吹修宪(包括和修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创宪”和“加宪”)的同时，日本对外强调日本国民对和平宪法之信念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其二是，在修宪大动作已近在眼前而无法掩盖时，东京放出的烟幕是，日本宪法即使修改，和平宪法精神犹存。

　　其三是，不谈战后日本当局许下“不成为军事大国”诺言的背景及其背道而驰的事实，而咬文嚼字，极力论证“军事大国”与“军国主义”之差异。其目的显然是要转移或削弱人们对日本修宪派兵的注意力。

　　其四是，利用一部分外国人对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望文生义的错觉，制造与鼓吹“日本可怜论”或“日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舆论。如此论调，不外是要为小泽一郎的“单肺国家论”与石原慎太郎的“战后日本宦官论”争取海外知音。

　　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外国人能“从日本的角度着想”，能与日本人“换位”考虑问题，日本举军跨出国门就不会遭遇太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尽管如此，小泉首相在联大高谈阔论“和平贡献”时，也并非毫无保留。日本各大报在拨出大量版位详尽报道小泉的演说时，就不忘在标题上，突出其内容与前两名首相，即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几年前在联大演说之明显差异。

　　其差异是：日本首相已一改过去的态度，不再提起“日本不行使武力”的基本看法及受和平宪法之制约。换句话说，小泉的基本态度是：早已不把宪法第9条放在脑里。

　　小泉在谈论宪法与“常任”梦时之所以有恃无恐，除了前述的修宪已成定局之外，另一原因，也许就是因为他囊中有此妙计。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文/卓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