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14日，北京德胜门广场花坛“十一”前夕摆放的数万盆鲜花突遭百余人哄抢，计有4000余盆鲜花丢失，6000余盆鲜花被毁坏。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参与哄抢者中，中老年人居多。
这幕不该发生的闹剧，却发生在将要举办“奥运”的北京，令人感慨。我们不妨进入哄抢者的内心深处，诊断一下他们的“病根”。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年轻人参与这种哄抢的可能性极小，倒不是说年轻人一定品德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参与。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说的是基本经济状况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如今的北京，绝对贫困以至基本的温饱问题未解决者有多少？抢鲜花者纯为拿去换钱以果腹者又能有几人？故没理由认为贫困是这些人参与哄抢的动因；至于常说的“集体无意识”，似也无法解释哄抢现象，北京有上千万的常住人口，这点儿参与哄抢的人也算不上个什么“集体”。
“年龄结构”倒给人一种重要的启发：中老年人(仅指参与哄抢者)有其观念和心理特点。笔者不忍心断定他们个个都存在“道德盲区”和“人格缺陷”，但这些经历了不同时代变迁的人，其“观念缺陷”却是不难发现的。而且一有机会，这种缺陷便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在那个“一大二公”的年代：因为只强调“公”而无视“私”的合理存在，于是养成了人们一种畸形的“公物观”，但在“公物观”之下，流淌着的是看似大公无私，实则“私”被无节制、无边界放大的潜意识之“河”。例如，农村生产队的庄稼，社员们大可心安理得地据为己有，而村民“自留地”的庄稼，一般却无人去偷。
那时，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拿公家的东西不算偷，更不关乎道德———既不丢人，也不现眼。城市里的人们也一样，将工厂里的东西拿回家，或用公家机器设备、材料干私活，都习以为常。如今体制变了、时代变了，“公物”的来源和构成变了，“公物”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都变了，而传统社会形成的那种畸形的“公物观”却部分地被继承、延续了下来。这种畸形“公物观”的最大危害者，自然是经历了两个时代的部分中老年人。
在“公物观”上来一番拨乱反正，使大家真正分清“公”与“私”的区别，十分必要。惟有这样，才能逐步构建起健康的“公民意识”、“公德意识”。
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