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年鉴》2004年刊于近日正式出版。广州市抗击非典、孙志刚案等列入其中。《广州年鉴》社前社长梅国璋介绍，所谓“以史为鉴”，是否写入“大事记”，要看该事件在广州地区的影响程度，看该事件是否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参考价值。像“孙志刚案”这样一个个体的案件编进《广州年鉴》中，还是比较罕见的。（10月23日《南方都市报》）
的确，孙志刚事件虽然远去了，但围绕孙志刚殒命广州所发生的一切和留给我们的人文与法律思考并没有结束，它带给我们的惨痛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它对中国社会和公民权益的影响也是久远的。我以为，孙志刚事件最具思辩和认知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作为一个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民为什么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里迁徙的自由？为什么本应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却偏偏在南中国最繁荣开放的城市失效？当孙志刚们遭遇一种以公权形式出现的不法侵害之时，国家公民该通过什么途径来有效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所应有的名誉与尊严？
可以说，孙志刚事件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广大民众之所以如此关注孙志刚的生前身后事，正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作为村民，人们越来越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动荡而纷繁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谁能够置之度外，没有谁会是一座孤岛，关注他人的命运实际上也正是在关注自己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孙志刚事件远去了，广受公众诟病和责难的收容审查制度被废止了，新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也出台了，但民众对社会事物的关注度却并没有降低，因为随着公民合法权益和合法的个人财产权受国家保护这一重要条款被写入《宪法》，人们的法治观念也进一步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更进一步提升。
也因此，当一些城市仍然对外地居民的进入设置高门槛时，当一些政府官员们不愿意给那些流浪乞讨人员以一席之地时，当居民在自己家里浏览黄色网站警察破门而入时，当警察即便为解救人质、制止暴力事件时，人们也对警察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开枪、警察制止暴力犯罪应被控制在什么程度以内以及警察办案是否超越了程序公正的底线等等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并且执着地发出自己的质疑之声。
我以为，这正是广大民众的公民意识日益成熟并自觉地对社会公共管理发表意见、发挥影响的必然表现，这也未必不是人们对孙志刚事件进行深层思考而派生出的“附加值”。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孙志刚该含笑九泉了，因为他的血没有白流，因为孙志刚事件继续在警示广州，也警示着中国。(稿源：红网)(作者：李甘林)(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