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

　　旧书新读

　　乐颜

　　淘到《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是用了比较便宜的价钱。与现在日新月异的图书出版业相比，出版于8年前的书显然已经老了，但却好看。

　　让人记忆深刻的文章是关于重温《金蔷薇》。刘小枫说到我们曾在天不怕地不怕的话语中成长，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但是，其实在我们社会中，最缺少的却是“怕”。当然这“怕”不是一般心理学说所说的心理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素质。对“怕”他做了三个层次的区分。第一种“怕”是指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但他所说的怕不是这种心理。另一种“怕”是指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虽然这种怕已接近他说所说的怕，但还不是他说的那种怕。他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怯懦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相关。他说“以羞涩和虔敬为质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羞涩和虔敬，其实也正是这个世纪我们缺少的精神素质。

　　有一阵子，有个问题从来没问过别人，或者问了也怕别人说我矫情。就是我常常感觉到心软，有时候会在别人完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难过不已。不知道这是不是成长的缘故。比如打开新浪网时，我常常感觉到恐惧，不愿意点击社会新闻，担心又会有煤矿事故、沉船事故，或者孩子、学生被老师砍伤的事情。还比如和一群朋友聊天，一位年长的朋友聊起当年当红卫兵的经历，讲到许多知青们死在一次次莫名的斗殴中。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发现自己脆弱得不能听下去，会借故走开。我知道自己对那段历史不是不熟悉，但当我听到亲历历史的人描述时，依然会震撼。我可以不相信文字，可我不敢不相信他的青春时光，以及他身上的伤痕。

　　而恐惧的原因呢，说出来不是特别高尚。我会想到假如我是在“文革”中，或者就在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地方——发生事故的地方，我在哪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样的事情以后是不是还会发生？也许这样的想法会很累，但却真实，真实得不能回避。有时候我会像我的其他朋友一样，不去看这些烦心的事情。假装这些都不存在，没发生。

　　这不过是掩耳盗铃。

　　因此，这本书另一个触动我的是《苦难记忆》。这是为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45周年纪念而做。刘小枫讲到电影《索菲的抉择》，纳粹军官要母亲索菲在儿子与女儿中选择一个，不然两个孩子都得死。母亲选择了儿子，同时，也留给自己不幸的苦难记忆，甚至面对相爱的人，她都不能选择走在一起，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有幸福的权利。刘小枫说，索菲并不是苦难的制造者，而只是苦难的蒙受者，但她仍然担当起了苦难中罪的漫溢。

　　可是，那些苦难的制造者们呢？是去掩饰，而非担当。这样的例子，从民族到个体，举不胜举。而今，当我们现在更为轻松地讨论“文革”、各种人质事件时，我们的负疚感在哪里？刘小枫说，他不会忘记索菲那张脸，这张茹苦蒙辱、涩泪无端的无辜负疚的脸，向已然被意识形态败坏了的人性品质提出了无声的挑战。

　　当年，歌德为安慰失去幼子的朋友，写下了“不朽”的概念。可是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他也开始意识到这个“不朽”是如此的单薄。所以，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自己的问题——面对着每天都会在不应有的事故中消失的生命，几十年前那么多无辜死去的亡灵，怎么去书写那安慰之言？用永垂不朽么？或仅仅用赔偿和总结经验？

　　《冰山上的来客》中，排长把古兰丹姆救出来，自己中了黑枪。临死时，古兰丹姆对死者说：“记住我，我叫古兰丹姆。”活着的人要求死者记住她，有点荒唐。刘小枫说他当时一直不懂为什么，但后来他懂了：“现在我懂了。让活着的人记住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仍是一种奢侈，面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我只有恳求无辜的死者记住我，因为，他们活着，而我是将死的。我属于他们，所以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