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四大名旦”之彭子冈

　　方凌

　　解放后，当我的父亲知道我成为新闻记者时，就对我说：“既当了记者，就应该像《大公报》的彭子冈那样敢于坚持真理、刚直不阿，那才是个真正的记者!”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起彭子冈当年在重庆痛揭孔祥熙的千金“孔二小姐”和国民党贪官污吏如何腐败等一系列报道，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家父在抗战初期，曾在《连云日报》当过编辑，又一直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我也从上小学起，就看《大公报》读彭子冈的作品。

　　但我与她的相识却纯属偶然。那是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刚一落座，就发现对面坐的正是彭子冈，我实在不愿放过这难得的机遇，便站起来怯生生地问道：“对不起，打扰一下，您是彭子冈同志吧?”

　　“你是哪一位?”她抬起头来，取下花镜望着我。

　　“我叫方凌，新华社记者。”

　　“那我向你打听一个人，新华社驻官厅水库工地记者孙世凯你认识吗?”

　　我笑道：“当然认识。但是他已从水库工地调回来了，现在我接替他驻官厅。”

　　彭子冈兴奋得把书本一合，立即同我握手，原来她正准备去官厅水库采访。

　　过了几天，彭子冈果然来到官厅。我原以为她会带一位年轻的伙伴或秘书陪护，但她却穿一身蓝布棉袄裤、挎着一帆布大书包独闯而来。不知道的人们还以为她是“县妇联的干部”来工地了解女职工情况的呢。

　　彭子冈到官厅的当晚，久仰其名的水库工程局王英局长要在接待贵宾的小招待所为她设宴洗尘。但她却拉着我坚持到设在席棚子里、四面透风的普通职工食堂去吃“工人伙食”。那时候精米白面很少，工人们吃的是玉米粉“窝窝头”和大锅熬白菜；而且食堂里也没有几张桌子，大家都站着或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聚而餐之。我告诉她人们戏称此处叫“北京饭店”，她诙谐地说：“好嘛，独具特色，别有风味。”彭子冈就是这样朴实地同水库的建设者们一起，分享着这艰苦生活的浪漫情趣。

　　她的一个采访特点是，在边听边问的同时夹叙夹议，与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甚至争论；并在交流和争论中探讨准确的论断。她在向水库工程局总工程师高镜明了解大坝的设计特点时，高总谈到有一些曾经留美、学有专长的水工结构工程师，他们在大坝设计方案上与苏联专家有不同看法。若完全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去做，则难以确保工期；也难达到能防卫百年一遇洪水冲击的标准。经工程师们反复论证，当机立断，集体签字负责，按我们自行设计的方案施工，终于赶在1953年雨季到来之前，将大坝筑到安全抗洪的高度。讲到这里，高总还心有余悸地说：“这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呀!”而彭子冈当即表示：“干革命就得有不怕担风险的精神。跟苏联专家打交道也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高总听了一愣，他事后对我说：“这位彭大姐真是快人快语，思维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真不愧是《大公报》的名记者!”

　　在官厅采访将结束时，我告诉她，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地方离此不远，要不要去看一下?她一听就高兴地说：“要去、要去，一定要去!”于是由水库工程局为我们提供了一辆“吉普”车，沿着永定河谷北上。但当我们进入怀来盆地向新保安地区进发时，这辆在二战中退役、后来被解放军接管过来的美国“吉普”，终于在荒野抛了锚。

　　趁司机修车的时候，我陪彭子冈在荒凉的河滩地上散步。她随手摘了一枝干枯了的芨芨草，环顾群山，默默不语地若有所思。她知道，这里就是当年解放军为解放天津、解放整个华北地区，同国民党军展开决战的“新保安战役”战场。

　　就是在那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时刻，彭子冈从北平冲破了国民党守军的重重封锁，来到张家口，采写了《张家口漫步》等系列报道，最先生动地介绍了塞外这个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人们怎样重整山河步上康庄大道的实况。而在此以前，她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和国际间谍川岛芳子案的报道，都无情地鞭挞了美、日帝国主义，也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高官在大庭广众前向彭子冈发出威胁性的责问：“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你是不是共产党啊?”彭子冈冷笑了一声回答道：“承蒙高抬，您过奖了!”气得那位高官“哼”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尴尬而去。他哪里知道，彭子冈就是以《大公报》为战斗堡垒的坚强的地下党员!

　　我们的回忆与沉思，终于被那辆“老爷吉普”吃力的引擎喘息声所打断。车子虽已修好，但此时却又风云突变，飞沙走石漫天而来。司机无奈地说，看这风势，即使能顺利赶到目的地，晚上回来时，车子破旧，夜路难行，恐怕难保安全。因此他建议“等下次天好时再来”。善解人意的彭子冈表示同意，并略带歉意地说：“那就回去吧，让你辛苦了，真不好意思!”

　　彭子冈在官厅采访了三天，搜集到大量素材。我在送她去火车站时表示，希望能再有机会同她一起重访张家口，同时请她在此行文章发表后，送我一本由她签名的《旅行家》杂志。她满口答应之后，一再叮嘱我别忘了回北京去看她。

　　但是，岁月蹉跎，怎么也未想到那次官厅分手后，竟再也没有见过她。也许正由于她过于执著地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使她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在劫难逃，九死一生后一直重病在家。

　　1984年春，我在北京遇到一位当年曾和彭子冈一起在大公报工作过的老前辈，向他打听了彭子冈的情况，并想去看看她，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她的确切住址。后来这位老前辈慨叹道：“不去看也好，她现在的样子肯定会使我们非常难过。就让她当年那笔走蛇龙、英姿飒爽的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吧!”

　　是的，彭子冈虽已离开了我们，但她那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为《大公报》曾有过这样出色的名记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