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全面总结执政经验《决定》将带来六大深刻变化

　　“新华视点”记者　孙承斌、邹声文、李亚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全面总结执政经验、专门论述执政能力建设、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和诸多明确、科学、富于新意的制度构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决定》的贯彻实施，必将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

　　变化一　党领导经济工作更艺术

　　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决定》就党和政府的不同职责作出明确界定，从整体上提高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后，怎样有效地执掌政权、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课题，这对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存在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党和政府的一些机构设置存在交叉重复现象，在发挥同样职能时，容易造成低效率、扯皮不断、社会成本较高的弊端。

　　《决定》新规：《决定》就党和政府的不同职责作出明确界定。韩康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倾向于‘务虚’，而在党领导下的政府则倾向于‘务实’。这无疑是一个新思维，对未来的党政分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向。按照这个指向走下去，就能进一步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积极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专家点评：“党政不分导致党从领导者变成管理者，政企不分导致政府从管理者变成经营者，事无巨细都去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认为，《决定》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职责作出科学界定，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管好大事，提高执政水平。“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更多地隐身于幕后，而政府将站在前台。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执政模式，党和政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将会更加规范。”

　　变化二　注重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社会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决定》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这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存在问题：当前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重要“关口”。黄苇町表示，改革开放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益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可能不同群体得到的实惠会不一样多，一些群体的利益在短期内还可能受到损害。韩康也认为，目前我国社会还没有构建起一个比较理想的“和谐社会”。

　　《决定》新规：《决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专家点评：韩康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讲，还是对国家经济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来讲，都是一种创新，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确保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

　　先进做法：近年来，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到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无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变化三　人大将成培养政治家的舞台

　　针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仍不完善的现状，《决定》提出要突出人大政协的作用，使之不再是“二线机关”。

　　存在问题：以往党内民主没有形成完善健全的制度；干部从党和政权机关退下来再到人大、政协任职，也让人大政协成为“二线机关”。

　　《决定》新规：《决定》突出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一次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并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以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决定》特别提到，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

　　专家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这意味着党的系统干部和国家权力系统干部之间将实现正常交流。黄苇町则认为，党的干部与人大、政协干部的双向交流，表明人大和政协不再是人们眼中的“二线”，其作用将更加突出，可能成为培养政治家的重要舞台。

　　先进做法：比如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等等。

　　变化四　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针对全国各地因各级干部决策屡屡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决定》要求对决策失误实行问责制，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存在问题：2002年1月起，投资2亿多元的武汉外滩花园因建在河道内、妨碍长江行洪，违反防洪法规定，被陆续爆破拆除；同样在两年前，青海大通筹资542万元，为常年缺水的群众引水。但工程完工时，作为供水水源的4个泉眼有3个已经干涸，“民心工程”成了百姓心中的“伤心工程”。类似的盲目决策、胡乱决策，可以列出一长串。因为决策失误，曾让多少地方和部门付出高昂的“学费”。

　　《决定》新规：《决定》鲜明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科学、民主”。而且，还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专家点评：黄苇町认为，这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对决策失误实行问责制，决策者在决策时就会更加慎重，不能在出事之后又用集体决策的名义去掩饰、逃避责任。”李君如也认为，党的整体能力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其中决策机制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变化五　让群众在干部考评中有发言权

　　针对部分干部考评时只顾“政绩”“形象”的问题，《决定》提出要制定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标准，实行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存在问题：一段时间里，“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片面追求GDP数字，导致少数干部在统计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如何破解干部考评中的难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决定》新规：《决定》提出，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专家点评：坚持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干部的政绩考评体系，因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黄苇町认为，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应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让群众在干部考评中拥有发言权，切断那些损害群众利益，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干部的上升之路。二、在考评内容上，不能只包含经济发展指标，还应该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防止干部“偏科”。韩康表示，制定新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对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变化六　文化生产力将极大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文化市场上存有“入超”的问题，《决定》提出要“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存在问题：在今天，文化已被看作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还比较低，一些舶来的文化产品在国内不断受到追捧。黄苇町认为，与我们拥有的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文化生产还处在一个相对较弱的地位，文化领域普遍存在“入超”现象。

　　《决定》新规：《决定》中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表述，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等。

　　《决定》强调，着力抓好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建设和鼓励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党委书记吴恩远说，从党执政兴国的前景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才能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专家点评：许多专家认为，《决定》第一次提出“文化生产力”这一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这一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势必会在文化这一宽广领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为文化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思路。

　　“越是在经济转型时期，越是社会矛盾凸显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的激荡就越常见。”黄苇町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丝毫动摇。”（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