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文坛谣言的重新泛起

　　陈福康

　　·“所谓毛主席的‘谈话纪要’纯系伪造”

　　·“所谓周总理的‘谈话记录’也是伪造的”

　　近年来，随着像北京潘家园等旧货市场及网上旧书交易的兴起，不时可以淘到一些稀见的旧书刊，有时甚至还能买到一些旧档案、文件、书信、照片之类。一些有眼力的人善于发掘，还搞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令人羡慕。例如我的老同学李辉兄就是一个。然而，不识货者就会上当，有些假货也会乘机浮出来，甚至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

　　不久前，南方某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四十年前〈鲁迅传〉访谈记录“浮出水面”》的报道。说的是某知名作家是网上冲浪好手，最近在网上旧书店“闲逛”时发现了一本标价100元的油印本《〈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买来翻阅之后“发现其中许多材料新鲜有趣，自己从未见过”，于是兴奋之至，“这本书买得值了”。我看了这篇报道，不禁苦笑。因为这份油印的东西，我早在约三十年前就曾得到过。那是“文革”刚结束时，我有幸参加中央工作组领导的清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工作。有一次，我到余秋雨兄的办公室玩，忽见到这份东西，记得上面还打印了“内部资料，注意保密”一类的字样。我很感兴趣，他就给了我。记得当时在边上的高义龙先生还对我说，沈鹏年（这份东西的整理者）其人不可信。意思是这份东西也不可全信。所以，我当时看完后也就丢弃了。想不到如今却成了可上头版头条的宝贝了。不过，那篇报道最后还是掌握分寸的，提到了“访谈记录有关资料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求证”。

　　关于沈某人，我早在“文革”后期就从前辈鲁迅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等人那里，听说了他的诸多劣迹。主要就是为人不诚实，常编造谎言。还利用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拟拍的电影《鲁迅传》当资料员的身份，骗取一些老先生的珍贵书籍等。唐弢先生也曾向我说起过沈某骗他书的事。后来，到上世纪80年代，他还造了许多谣。例如他在某刊发表文章说，40年代后期上海地下党组织曾把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当作文件一样组织讨论学习。这种可笑的谎言似乎至今还没人批驳过，当然也实在不值一批的。而他另外公然捏造的两个谎言就更“有名”了：毛泽东说他见过鲁迅，鲁迅还想为他谋个好差事；周恩来说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党同他协商的结果，他任伪职时为党做了工作。这两大谎言曾引起轩然大波，沈某也因此身败名裂。不过，在他早年整理的那份《鲁迅传》访谈录中，似乎还没有这样两条大谎言，因为当年我读后没有留下有这样的话的印象。当然，也许已有了某种“雏形”也说不定。

　　然而，想不到的是，南方某报接着又发表了武汉花明先生的《我所知道的〈鲁迅传〉访谈录》。该文说，这份访谈录早在80年代沈鹏年在《生活周刊》上写的《巨片〈鲁迅传〉的诞生与夭折》一文中就曾详尽引述过。沈文谈到毛泽东1961年5月3日（陈按，原文如此）与《鲁迅传》演员谈话，说：“鲁迅在北京时，我是见过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见到鲁迅，先在北大，还去他家登门拜访。……我在北大图书馆每月挣八元钱，生活很苦。鲁迅在教育部，要为我谋个好差事，我志不在此，婉言谢绝了。”又说1960年春节时（陈按，原文如此），周恩来接见《鲁迅传》创作组长叶以群，曾谈到周作人，“周总理说了他在抗战期间‘落水’的一些内情。特别指出‘周在出任伪职期间，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为党做了工作。延安《解放日报》曾对周在北平抵制奴化教育等事迹，作过侧面报道。”花明在文中引了上面这些话以后，又大声呼吁：“不知‘浮出水面’的‘创作组访谈录’中是否有以上内容。这份难得的资料，对研究鲁迅，以及鲁迅周围的人物不乏有着积极作用。80年代沈鹏年先生的大作并未引起学者广泛的注意，XX先生这次从网上获得这份宝贝，似可原汁原味的发表，最好再加上注释，这样，对今后有关鲁迅的研究当是极为有益的。”他说他在“文革”时也曾见过这本油印打字本（陈按，可见也不算太稀罕），“但未见沈先生在《生活周刊》上引用的毛泽东及周恩来有关鲁迅的谈话，或被‘小将’们撕去也未可知，或有上、下两册吧，请XX先生就此在坊间详尽打问。”可见他对这两大谣言真是完全地相信了。

　　看了花明的文章后，我不得不冒着暑热赶写了一篇《别让谣言再次浮出水面》寄给该报。拙文指出花明说的“80年代沈鹏年先生的大作并未引起学者广泛的注意”，是完全不合事实的。当时，鲁迅研究界曾及时予以揭露与批驳。陈漱渝先生就写了三驳“毛鲁会见说”，唐弢、唐天然等先生也或讲话或撰文予以驳正。至于“周作人当汉奸是听从共产党的话”的谣言，批驳的人就更多了（敝人当时就曾写过几篇）。但限于篇幅，我在这篇文章中不能将那些批驳的理由、根据一一写下；而且，该报在发表拙文时，大概又因篇幅关系，删去了一些我以为较重要的内容，令我有言犹未尽之感。

　　我更想到，近年来仍不时看到有美化周作人的人公然说周当汉奸是奉共产党之命的谣言。例如，我从2000年第6期《书屋》杂志上陈鸣先生文章《胡适和余英时在汉奸文人周作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中，看到在海峡两岸都红得发紫的史学家余英时，就有这样的高论：“我对于他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内地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那就更进一步了：不仅是周作人奉共产党之命，而且“中共地下党”也是“奉命促成的”。“中共地下党”当然指北平的地下党组织，那么他们所奉之命当然只能是中共中央了。正如陈鸣先生说的，“未之闻也”（连沈鹏年的文章中也从未这样说过）。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先生居然会这样不负责地胡写，我只得同意陈鸣先生的话：“这只能归入中国所谓‘秽史’、‘伪史’一类。”

　　我又想起，本人几年前也曾在某处冷摊偶然得到一份流传出来的文件，与上述事情直接有关，看来倒真的可称是“宝贝”了。本来我还不想披露，还担心流传出来的那家单位会不会不高兴。但面对的沉滓的一再泛起，实在令人气愤难平。为了向历史负责，向后代负责，我认为实在非披露不可了。自揣完全出于公心，相信有关单位也不会责怪吧。我经过考虑，并准备承担一切应该承担的责任，披露这份题为《关于沈鹏年伪造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记录等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文件。该件署名为“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委员会沈鹏年问题复议小组”，所署时间为1987年7月11日。由于全文很长，所以我不能全文照录，而是采取摘录、引述的方法。

　　调查报告开头写道：关于沈在“文革”中的错误，上影厂党委早在1977年8月就进行审查处理，根据本人的意见，进行多次复议。于1980年11月、1982年9月、1985年6月分别由上影厂党委和电影总公司党委作出结论，但沈都拒不签字，并节外生枝，提出别的问题与组织纠缠。在这期间，华东师大XX、上海钟表元件厂XXX等曾多方写信，为沈鸣不平。在沈本人和其他同志所写材料中，谈到沈曾随同赵丹受毛主席接见，随同夏衍、齐燕铭等受周总理接见，并有毛、周的谈话记录。党委对此极为重视，为了对党负责和对同志负责，于1985年底充实力量，对其提供的材料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调查结果分四个题目。

　　一、“所谓毛主席的‘谈话纪要’纯系伪造”

　　1985年初，沈向上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同志递交了两份谈话记录，其中一份题为《毛主席与〈鲁迅传〉演员谈话——1961年5月1日接见赵丹的谈话纪要》，文后附注：“经陪同毛主席接见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党委书记杨仁声同志审阅。”在这份“纪要”中，沈称毛主席说：“鲁迅在北京时，我是见过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见到鲁迅，先在北大，还去他家登门拜访。……我在北大图书馆每月挣八元钱，生活很苦，鲁迅在教育部，要为我谋个好差事，我志不在此，婉言谢绝了。”“冯雪峰偏要说我和鲁迅从来没有联系。”

　　经调查，1961年5月1日上午，毛主席休息没有活动，下午去闵行上海电机厂和职工一起欢度“五一”，约五时左右直接从闵行到锦江饭店，接见了各界知名人士几十人，其中有电影界的张骏祥、赵丹、孙瑜、白杨、王丹凤、上官云珠，接见约一小时左右，当晚和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并未就鲁迅问题发表谈话。以上情况经具体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在沪活动的原市委招待处处长张玉华，去闵行上海电机厂协助拍摄纪录片的原电影局副局长丁正铎，被接见的张骏祥、王丹凤，以及1961年5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证实。

　　沈说此“纪要”经过石西民、杨仁声审阅，并在1985年10月25日对局纪委书记和党委办公室主任说，“五一”下午二时左右，杨仁声、赵丹坐了小车接他同去友谊电影院咖啡厅见毛主席的。杨仁声已逝世（陈按，调查报告没写，赵丹也已逝世，因为谁都知道），无从当面核实。但据当时与杨一起赴外地出差的李天济、刘福年证实，杨于1961年4月10日离沪，直到5月22日回沪，5月1日那天还登过泰山，根本不在上海。李天济在1967年10月3日写过材料，也与现在的证明相符。1961年4月至5月局党委的会议记录，也证明杨不在上海。石西民于1986年1月6日、1987年5月2日两次证实：“1961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小住，我没有约赵丹同志去晋谒毛主席。”“记录上说我曾经审查这篇记录，也是毫无印象。”至于毛主席接见时是否可能派人去做记录，石西民说：“从来不曾有过类似的做法和习惯。”1961年5月曾经采访过赵丹“五一”之夜见到毛主席情况的《北京晚报》记者（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辑）周铁生也证明“并未听到赵丹谈起什么毛主席对他说当年见过鲁迅”，“也未听到说毛主席曾单独接见过他。”当时主持《鲁迅传》创作的陈鲤庭说，当时他与赵丹及编剧等人都热衷于探索“五四”时期鲁迅同李大钊、同进步青年相联系的史实，“赵丹也没有提过据传是出之于毛主席之口的有关毛鲁交往的谈话。”以上材料都证明，沈是捏造的。

　　这一谎话，还通过孙雄飞之手，在1985年第8期《大众电影》上散布出去，引起电影界和鲁迅研究界人士的愤慨，其后《大众电影》专门声明更正。（陈按，《大众电影》杂志所发造谣文章署名田一野。《大众电影》后来也做了调查，曾先后向陈鲤庭、齐闻韶、柯灵、杜宣、汤丽绚、于伶、张骏祥、徐桑楚、王林谷、谢晋、吴贻弓、马林发、李忠、陈白尘等同志取证，才作出了专门的更正声明。）

　　二、“所谓周总理的‘谈话记录’也是伪造的”

　　沈递交的另一份打印材料题为《周总理有关〈鲁迅传〉的几点指示——1960年4月3日于中南海紫光阁》。记录后附记：“本文经陪同周总理接见的齐燕铭同志审阅并同意打印。齐燕铭同志说：先打印四份，给《鲁迅传》组长叶以群同志、顾问团负责人夏衍同志各一份外，一份由记录者沈鹏年同志保存，一份交给我。待影片拍摄完成时，我把这份记录请总理亲自审阅后发表。另外，再请沈鹏年同志整理一份简单的《周总理几点指示的大意》，向大家公开传达。”沈在这份“记录”中写道，周总理说：“毛主席很早便和鲁迅接触。”“他在五四以后曾去八道湾拜访鲁迅，讨论‘过激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他早年两次到北京，和鲁迅交往”。“周作人……在抗战期间‘落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同他协商的结果。……为了抵制敌伪的奴化教育和打击卖国贼缪斌，共产党专门派人与周相商，请他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周本人同意后，再由共产党派人通过王克敏正式任命。……周在出任伪职期间，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为党做了工作，……将来在适当时候要为周平反。”还说：“上影厂请了一位鲁迅通负责资料工作，这很好。”

　　经调查，1960年4月3日，周总理在中南海举行家宴，招待抗日时期文艺界的熟人张瑞芳、陈鲤庭、柯灵、郑君里、白杨等同志。陈鲤庭、柯灵趁此机会，就《鲁迅传》创作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向总理请示，总理做了简要的解答。其中根本没有谈到“毛鲁会见”及周作人任伪职之类的话。是由柯灵事后回忆整理，并向创作组传达讨论的。沈根本没有参加这次接见，更谈不上做了记录。

　　1985年10月25日，调查人员向沈查询这“记录”的真伪，沈保证“绝对真实”。当问为什么不要陈鲤庭参加接见时，沈说参加接见的是齐燕铭、叶以群、夏衍、沈鹏年。并说：“陈是非党员，历史上有问题，他参加不合适。”对此，夏衍于1986年4月20日证实，总理接见的是陈鲤庭，夏本人没有参加，总理谈话的内容也是陈向他转述的。夏衍还证实，当时“齐燕铭分管文物、戏曲，不参与电影方面的工作”，沈的“记录”内容“掺假”，“所论毛主席在五四前后和鲁迅有来往事，肯定是假的。”“关于周作人的事，完全是假的，周总理生前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决没有谈到党要他‘落水’之事”。

　　三、“所谓王定南、许宝骙、袁殊同志谈周作人问题的‘谈话记录’，在关键问题上也是编造的”

　　1986年第4期《文教资料》上，发表了一组《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其中有王定南口述、沈鹏年记录的《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原因》，沈鹏年、杨克林记录整理的《访许宝骙同志纪要》和《袁殊同志谈周作人》等文。在这些“记录”中，沈写道：1941年，为抵制缪斌（伪新民会会长）钻营当伪华北教育督办，王定南（中共地下党北平特委书记）和何其巩、张东荪“研究对策”。王同意了何、张意见，“决定要动员周作人出来抵制缪斌”，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许宝骙在党的指示下去找周，周先说恐怕不行，后“听说这是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便不再坚持了”。沈还写道，袁殊强调指出，周不是汉奸，完全同意恽逸群、邹鲁风要公开支持周，潘汉年也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

　　经调查，沈的这些“记录”严重失实，关键之句都是他有意编造的。王定南公开辟谣：“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他向电影局党委来信说：“沈说为写敌后抗日剧本，要走了我一份经历，没想到他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行为已触及党纪国法了。当国内外报刊已转载他们的造谣文章，他见我时还不说是由于他写的文章引起的，可见他心虚，不敢对我说，看来这个人极不老实。”王定南在接受《新文学史料》记者访问时说，王曾同沈谈到周作人当汉奸不是第一遭，“沈某急忙替周作人辩护说，周作人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不算是伪职。我说，那是不容否认的，经伪政权任命的，就是伪职。”“根本谈不上（沈文中说的）什么‘研究对策’，更说不上什么‘这是我们同汉奸顽固派斗争的一个胜利’。”

　　许宝骙给局党委来信说：“沈鹏年的所谓《访问记要》，并未经我审阅同意，发表时我也不知，其中多有不实之处。”许还公开发表文章否认向周“说出党的关系”。他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人对我采访，我也未见过杨克林同志其人……文中连记我本人过去和现在任职的经过都是错误的——我总还不至于糊涂到连自己都忘了吧。”

　　袁殊说：“沈鹏年是文坛的骗子。”他在沈发表的“记录”上，把不是他讲的话都划了出来。什么“周作人不是汉奸”，恽逸群、邹鲁风“公开支持周作人”，“潘汉年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声援周作人的斗争，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统统都是捏造出来的。袁殊说：“恽逸群、邹鲁风和周作人没有任何关系。潘汉年是秘密工作，从不和其他人见面，完全没有提到周作人的事。”袁殊还说：“沈鹏年在我面前坚持说：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党推荐的，我怀疑，问他有否根据，他提出三个根据，我听了只是哈哈应付。”“周作人到现在我说不出他与党的关系。”

　　沈的所谓“记录”，在关键问题上都是捏造的。未经当事人审阅同意，就在南京师大出版的《文艺资料》上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恶劣影响。香港《明报》连续载文说：“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齐声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史实的声浪中，有人热衷于为汉奸搞平反，似非国家民族之福。”在一篇以《几时为秦桧同志平反？》为题的文章中，攻击我们是“历史应该为党的政策服务。”说：“现在‘日本友人’对我们‘大大的好’，所以我们不能不为周作人同志平反。”并为此指名攻击我中央领导同志。

　　四、“所谓参加‘学术会议’又是编造谎言，欺骗组织”

　　陈按，这部分的调查，所揭露的沈造谣内容的性质，其恶劣程度要比上面三部分要低，所以我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1986年9月4日，局复议小组原约定沈来交谈问题，沈说他应邀要去北京参加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需时两周。沈直至1987年1月8日才到局，在外足足逗留了四个月。沈说除了应邀出席那个鲁迅讨论会外，还应邀列席首都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座谈会，出席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听取了孙中山学术讨论报告40余次等等。经调查，这些又全是谎言。关于鲁迅的会，根本没给他发过请柬，上海去的代表仅4人，他们证明没见过沈。关于孙中山的会，也根本未邀请过沈，且学术报告会是在广州举行的，是民革内部的会。调查证明，沈只是事后弄了二张并非给他的请柬，复印后伪造成“证据”，用以欺骗组织，实际上是跑到郑州、洛阳、太原、南京等地干其他事情去了。调查报告还提到，沈在北京向钱钟书讨得了一首诗幅，然后通过别人吹嘘这是当代文坛祭洒的“勖沈之作”。钱钟书证实：“沈鹏年要我写字，我是录了一首1948年旧作。今年听说他在上海招摇，说这首诗是为他写，送给他的。那真是荒唐无耻！……这种举动不仅是移花接木，简直是偷梁换柱了！”报告还提到，沈在外招摇撞骗不止一次，1986年3月他找王定南，就是以上影厂组稿为名，骗得王接见，然后又以“回去可以交待”为由，骗得王签名。王定南、袁殊以及范纪曼的家属被沈骗去许多珍贵照片，至今不还，他们都希望通过组织督促沈归还给他们。

　　沈鹏年问题复议小组调查报告的最后说：“以上调查材料说明，捏造材料，弄虚作假，欺骗组织，是沈鹏年的一贯手法，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极其相似，反映了他为人处世的品质，与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是极不相容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建议对其给予必要的处理。”据我了解，上级党组织后来严肃地将沈鹏年清除出了党的队伍。一个在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真正令人感慨万千！

　　我得到这份油印的调查报告后，曾向上海电影局系统的朋友核实过它的真实性。而且，我在1987年12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上读到过署名唐亮仁的《他在“学术争论”的背后干些什么？——记沈鹏年造谣撞骗的几个事实》，经过对比，发现内容和文句有很多地方完全一致。经向有关同志核实，得知该文正是上海电影局的同志根据组织上的调查报告写的。因此，我更确认我得到的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我现在把它披露出来，相信对广大读者擦亮眼睛，警惕恶劣的谣言的再度“浮出水面”，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听说沈某被党组织处理后，去了国外，身体也不大好。据说他在澳大利亚做一些印行佛经的事。我想，佛也是反对造谣说谎的，也不会赞成美化替侵略者效命的汉奸的。希望沈某人现在能慈悲为怀，老实做人，再也别干那种造孽的、缺德的事了！来源：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