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嫱
摄像机在今天已不算新鲜，然而十几年前，在江西景德镇一个普通乡村里，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未受过正规的影视训练，用当时非专业的电影设备———摄像机拍自己编的电影，演员是街坊邻里，拍完了在自己区里播放，郑重其事而又自娱自乐。这一拍就是十二年，社会悄悄演进了，村庄变成了小镇，演员们从婴儿长成了少年，从姑娘变成了大妈，演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戏里戏外相融合，他们兀自活在自己的艺术梦里，却又对艺术浑然不觉。
郑大圣，一个同样对艺术有着梦一样追求的人，却被这些浑然不觉的人打动着，于是就有了纪录片《一个农民的导演生涯》。他们拍自己编的戏，他拍他们拍戏，镜中镜，戏中戏。电影回归到了最初的简单，他们按着固有的套路编着红色经典，郑大圣就用最简单的形式———纪录片，用最简单的设备———DV（数码摄像机）拍摄他的一连串的疑问。他似乎比他们想得深刻，比如人和影像的关系，比如当地的革命老区背景和民间侠义故事传统与他们剧本模式的同构关系，比如景德镇瓷都宏大的古中国意象与传媒时代平民影像的复调结构，比如制作影像与被影像制作的哲学悖论等等。然而，在他的镜头下，他们依旧快乐地去拍、踊跃地去演，简单而纯粹，于是艺术有了它原初的答案：人天生都有表演的欲望，表演就是游戏，艺术就是仪式，“人人心里都有个艺术梦”，郑大圣这样说。
影像伴随着他们的生活十二载，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潜入他们影像生活的背景，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工业复制时代的电影所能制作出来的大作品，为了拍出这种动态，郑大圣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拍摄完，他惊诧了，在他实录的镜头下，是一批有着丰富表演经验、对摄像机异常熟悉的演员，他们规避甚至利用他的摄像机，这分明是表演，连日常用语都变成了普通话。郑大圣放弃了拍摄，开始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沟通，直到他们在他的镜头下恢复常态地生活、演戏。郑大圣在他们身上看到生活像是一部超大戏剧，每时每刻都在流转，越转越觉得故事后面还有故事，意义背后还有意义。于是郑大圣只能凭借直觉拍下大量的素材，“太丰富了，太惊人了”。郑大圣感慨着。
从《阿桃》到《王勃之死》到《古玩》，郑大圣拍了一部又一部电视电影。郑大圣说感谢电影频道对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新品种的大力扶持，他才能凭着电视电影的“短平快”熟练地转换风格，充实着自己的艺术梦。这次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一个农民的导演生涯》获得奥地利第三十二届易本希国际电影节银奖，给郑大圣的艺术梦镶上了一道瑰丽的色彩。易本希电影节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致力于推动独立影像创作，鼓励非工业电影、非商业电影是其一贯宗旨，能获得这样一个艺术含金量高的奖项，郑大圣抑制的喜悦仍然溢于言表。
用收视率来评价艺术的价值当然是肤浅的，然而《一个农民的导演生涯》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首播时，即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一部纪录片能在电影频道获得观众的认可，郑大圣对此是谦逊地归之为幸运，但也许观众心里也是“人人有个艺术梦”，而这部纪录片恰是他们的替代性满足了呢？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26日 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