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典:留得身后美名传

　　说吴典是一件困难的事。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是任翰林院编修，有幸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吴典长期在京为官，几乎不留下什么著作，这为后人走进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设定了难度。关于吴典这个海南清代中叶重要的历史人物做何评价，便也成为研究者富有挑战性的话题。

　　然而，与其他留下文名和历史功绩的海南古代名人不同的是，吴典的热心事功，给后人留下的功德美名却是不同凡响的。他在北京领衔建设的恩泽海南后代学子的“京都琼州会馆”，直到解放初期还接纳了诸多海南学子；他为海南的教育和建设倾尽心力，至今令乡人感念。

　　有幸成为《四库全书》编修

　　在吴典担任翰林院编修后的1773年，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启动。这时，与吴典同时在京的有同年好友萧省斋、罗九峰和王斗文等人，吴典被选拔参加编纂工作，无疑是令同乡好友十分羡慕的事情。

　　乾隆时期，清帝国国力强盛，乾隆皇帝要编纂一部比明代《永乐大典》更加完备的《四库全书》，它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编纂的规模都要大：皇帝下诏成立四库馆，设有总裁，总裁之下是总纂、提调、总校、缮书、监造各处。一时间，京中善于书法的举人、监生、贡生担任誉录员的就达3828人，总参加人数共有4300多人，大大超过了当年《永乐大典》的规模。

　　1782年2月，与其他出色的编纂者一样，吴典被“赐宴文渊阁”，赏《文渊阁赐诗》、笔10管、墨10笏、龙尾砚一方、玉如意一柄、文绮10副、龙缎二匹（为父母各制衣一袭）。据吴典第7代孙吴季泽先生说，吴家至今流传御制《赐派诗》一首，诗云：“玉以金为友，祥开善作基。家庭承祖泽，忠孝贵长持”。

　　身后留下重重疑问

　　然而，令后人深感疑惑的是,为什么吴典居京十几年，直至40多岁返乡时官职仍是七品？因编纂《四库全书》而获升迁的人不在少数，吴典为什么在《四库全书》基本完成后，只是吏部给予“议叙一等”、“记名升用”等这样一些无实际功用的虚名？尤令看重著作留名的中国学人深感惋惜的是，这位自小就“天资超迈，嗜爱读书，手披不辍，一目十行，过目成诵，才华出众，学问渊博”的神童吴典，为什么无著述留世？

　　据有关记载，吴典在1782年回海南为父亲祝寿时，曾在吴府内分别新建“宝墨楼”、“赐砚楼”、“四宝书室”等一批建筑物，收藏着他从北京带回来的皇帝的御赐之物。可见，曾经雄心勃勃的吴典还是看重这些荣誉的。如果不是受到儒家的训导，读书人应为天下立德与立功，这位生性散淡的富家子就不必忍受思乡之苦，在人际关系复杂的朝廷中担任文官。

　　据后人猜测，也许正是在吴典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发生的文字狱，让他看见了仕途布满的残酷，并最终产生退隐之心。1778年，《四库全书》的编纂进入第5个年头。在校勘过程中，经总纂修纪晓岚复勘过的文津阁藏本竟查出谬误之书61部，坊本抵换的5部，文字有误的1000余条，而其余六阁藏书也大抵如此。乾隆皇帝发现错误如此之多，龙颜大怒，立即责令重新校正，一大批日夜埋头于案牍中的书生受到严厉处分，而总校官陆费墀首当其冲，吏部毫不听其辩白，就夺其总校官之职。而清朝过于严酷的律法在剥夺这位学者的尊严与官职后，还对其家庭进行最后的清洗，全部没收其家产，不久，陆总校便在忧愤中死去。陆费墀死后，刑部郎中陆锡熊负责校勘文渊阁的藏书，但没过多久，校勘还没完毕，陆锡熊累死于任上，一时朝中嘘声不已，谈“陆”色变。

　　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深入，吴典痛心地发现，凡是满洲贵族入关前接受明朝的封号，以及涉及揭露清兵南下期间暴行的记述和抗清英雄的事迹著作，均遭全部禁毁，有的即使保留，也被下令删改。这一点尤其让吴典深感痛苦。所有这些似乎都构成了后人对吴典无心仕途的合理解释，以及他为什么不留下著作的重要理由。

　　周济夫先生在《琼台小札》的《说说吴典》篇中，谈到吴典的后裔吴开国先生曾推断说，吴典没有诗文存世，乃有鉴于清代文字狱的严酷，因此“聪明藏拙”，不欲以文字著述贻祸子孙……周先生认为：“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以今视之未免过于谨慎，清代海南先贤有著述者也不乏其人，并未见招致文字狱之灾的例子”。周先生接着写道，“当然，士大夫中固有究心学术者，亦有热心事功者，各由于志趣和趋向不同，不足怪也。”

　　也许吴典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所遇到的可怕景象，更坚定了他选择另一种形式实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

　　关于这一点，比吴典晚些进京、海南第一位探花郎的张岳崧曾给他的前辈乡贤很高的评价，张称他“守道不阿”，“以故浮沉馆职十余年不迁一秩，士大夫高其节”。可见，吴典虽然以七品官职居于高官云集的帝京，但他的行止依然博得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钦佩。

　　京都琼州会馆：一本无字的书

　　最能叙说吴典心中事功理想的首先是在京都任职时，他与海南同乡好友王斗文进士等联络琼籍在京人士，为筹建琼州会馆而献金献力这一创举。也因为这座琼州会馆，后人得以窥见吴典留下来的难得一见的墨宝，遥遥感受他温暖的赤心：“琼州去京都九千余里，人士至此者稀；以故他郡多有邸舍，而琼独阙焉。公车之上，南宫选人之赴吏部，往往寄寓全省行馆。屋少人众，或不能容，有力量者僦屋以居，否则投诸逆旅。湫隘杂沓，要挟苛索，不可终日”，这是吴典存留的《京都琼州会馆记》的开篇，读来让人感慨嘘唏，吴典的文字表现力和他胸中郁积的乡恋可见一斑。

　　据有关史料记载，1772年，吴典联合王斗文等人在北京正阳门外买下灵中坊民宅3重17间，又买隙地长12丈，宽5丈，约608平方米，作为琼州会馆的建设用地，首期投入的费用就达白银560两。以清朝不高的官俸，这些琼崖先贤要从自己的口中省下一些银两来为家乡赴京应考者建一座会馆，没有强烈的道德承担是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或许在吴典和他的同人眼里，出仕做官就是为国家尽忠、为有机会替百姓办事。

　　大约在1782年，当房屋和用地买定，吴典、王斗文等琼籍在京人士又得“乡人共捐白金960两”，“至壬寅而得800金，郡人又续捐900金，共1700金，”用以扩大会馆，房间达到32间，“于是琼之人交臂而至者日众……”（《京都琼州会馆记》），会馆的建成为当时琼人奔走相告的一件大事。

　　琼州会馆的建立，可说是琼人立足京城、扩大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地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吴典以他所处的条件和所能达到的力量，做了一件有利琼人积极进取的事业，为琼人的集体进步而付出了辛劳。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而吴典的“有德”不像孔子所说，是表现在立言之上，而是书写在他所建立的功业中，他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完美。如果非要以文字的流传考量吴典的历史功绩的话，京都琼州会馆可视为吴典留给后人的一部无字的书，一部令人景仰的书。

　　命运的召唤：魂之归去来兮

　　思念故土，满腔乡愁，也许是吴典在京为官十几年深刻的感受，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居京十几年，却回乡三次，这在同时代人中是稀少的事。从建立琼州会馆，到捐建路桥与学校，最后出任琼台书院掌教，故乡从来没有走出过他的视野。

　　1786到1789年，吴典由于为父居丧回乡，并担任琼台书院掌教。或许是为了补偿多年在京的思乡之苦，几年中吴典为家乡倾尽心血。1788年，琼州大旱，赤地千里，入秋后连发大水，全年稻谷颗粒无收。1789年，大饥荒来临。吴典动用了家里的陈粮赈灾，还派人带银1000两到潮州买粮救济灾民……

　　一边是琼台掌教繁重的教学和管理，一边是灾民的穿衣吃饭，已经操劳多日的吴典，终于熬不过这个多难的夏天。1789年4月27日，吴典驾鹤归去,虚岁五十。他终于不必像先辈丘浚和海瑞一样，为魂断他乡而抱憾终身，命运，最终安排他与他所眷恋的故土在一起。那一年，草芽巷哭声恸地，哀悼的乡人挤满了偌大的吴家大院。那毫无准备的天人永隔，永久地伤透了受其恩泽的人们……

　　（本篇特别感谢吴典第7代孙吴季泽先生和第八代孙吴开赞先生。在此一并感谢周济夫先生和莫邪先生给予的资料支持。）

　　作者：吴典:留得身后美名传

　　（来源：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