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封笔是为反盗版(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6日09:38 广州日报大洋网

会议厅爆满，无法进场的学生只能挤在场外看大屏幕。

余秋雨就人生、学习中华文化等问题与师生对话。

　　“我已经宣布不再写了。如果哪一天你们发现市场上又有一本‘余秋雨著’的新书，就肯定是假的。”

　　昨晚，近日因“封笔之说”在整个文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著名学者和散文作家余秋雨出现在中山大学的一个礼堂里，对他提出“封笔”的真正原因作了一番解释，也为自己的“封笔”留下了余地：在设定的三个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将重新再写。

　　不过他认为，这三个条件恐怕在他有生之年也不可能全部实现。

　　记者　邱瑞贤、秦晖　摄影　陈安

　　摆脱平庸关键要懂选择

　　“年纪越大受到社会的控制力就越强，大学时期是最能把握并控制自己整个生命质量的锁钮。”

　　面对台下一群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曾长久浸润在高教系统中的余秋雨表现出他洋溢的深情和真诚：“我做了多年的老师，我想首先告诉你们的是，我是通过真正的‘苦读’才走到今天的。你们要忙的事情确实很多……但是人的生活质量需要自己选择。大学是最能把握并控制自己生命质量的锁钮。”余秋雨说，在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难以摆脱平庸，而一些人认真修炼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平庸。“在校园里每一天你都面临选择，只有作出优化的选择，生命质量才会得到大大提高。”

　　余秋雨不讳言，对现有文明看不到前途的他认为“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他把克服悲观情绪的希望放在年轻一代身上。

　　曾预言恐怖主义是最大危险

　　“早在我做行者的时候就断言：世界上最大的危险是恐怖主义。文明与恐怖的冲突是更大的冲突，这世界上哪一种文明都必有其共同语言，也必有其共同敌人：恐怖主义。”

　　余秋雨被认为是一位“当今走得最远的文化行者”。他说这种“行走”让他考察到的不仅是各国的文明，在“9·11事件”发生以前走中东时就已经感觉到恐怖主义的横行。“并不是我特别聪明，只要走过同样路程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危险是恐怖主义，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中东、中亚、南亚到阿富汗这一片地区。”

　　余秋雨笑说，当时他发布这番言论时，同行的国际学者还认为，“这是亚洲人首先发现的！”

　　“不申辩不代表我不坚持”

　　“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领域里，破坏的成本远低于建设的成本。有一段时间我不申辩，因为我的话语系统和他们距离太远。”

　　近年来在文化界遭遇的风风雨雨和诸多争议，余秋雨认为他采取的是一种不抵抗、不申辩的态度，但这不代表他不坚持。“虽然很多人攻击你，你想反驳，但你发觉你的话语系统和他们距离太远，这时你手里即使有100条理由，但你发现，也许自己要到讲粗话的程度才能和他对上话———这样我就选择‘不讲’。这种‘不讲’包括不与其和好，也不求人调解，不会多愁善感而发愁，于是我写书，走我的路。就是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余秋雨认为，这种喜欢攻击自己不认识的人的风潮和时代终将过去。“在现在中国文化领域中，建设机制和创造机制都太薄弱，但破坏机制却很强大，甚至一个人在建设，100个人在批判。我希望那些喜欢批判的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上，不要在骂骂咧咧中度过一生。无论是对文化建设和自身道德建设而言，我都看不起只讲破坏不讲建设的文化人。”

　　“我再写要有三个条件”

　　“我已经宣布不再写了。如果哪一天你们发现市场上又有一本‘余秋雨著’的新书，就肯定是假的。盗版一天得不到遏制，我就不再写书了。”

　　对于甚嚣尘上的“封笔之说”，余秋雨说更准确的提法应是“我不再写书了”。为什么不写了？他说一是写得够多了，完成了我的人生抛物线。二是因为盗版。

　　“论盗版，我想我的书应该是全国第一。”说到这里余秋雨略带无奈，“最近我发现很多根本不是我写的书却挂上了‘余秋雨著’。什么《夜雨苍茫》、《放歌四海》、《北方盲流调查录》，还有一些黄色小说，他们知道我的书喜欢起什么名，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但都不是我写的。”“所以我不再写了，也就意味着今后如果还有任何‘余秋雨著’的新书就肯定是假的！这是我为阻断盗版万不得已的措施，盗版一天不遏制，我就不再写书了！”

　　那是否永远不写呢？余秋雨说也未尽然，在三个条件成熟时他说不定会再写———“一、当疯狂的盗版得到初步遏制；二、当诽谤、诬告、侮辱真正成为被判刑罚款的罪行时；三、当媒体发布谣言后立即纠错，并向受害者道歉时。”

　　渴望享受“有价值的空闲”

　　“一个人的行为总有限度，不要觉得做得不错就总这样做下去。作为文化人，也许需要享受一种‘有价值的空闲’。”

　　但余秋雨还是明显地萌生了退意。他最后说，“我的写作时间已经太长了，当年人家认为我学术势头最好的时候，我停止了；后来我不做高校领导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我做得最好时。中断一件事情就应该断在他比较好的时候，不要被迫终止。”

　　他认为，“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有文化是闲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享受一种有价值的空闲”，“知识分子如果能保持一种独立、自由、松散的人格规范和行为规范，可能会给中国文化带来另一种色调。当然，年轻人不应这样做。”

　　最后，这位受惯了喧嚣的文化人平淡地说，他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是和夫人马兰一起到一个平静的小岛上居住。

　　刁钻问题“围攻”余秋雨

　　昨日余秋雨的论坛在中大掀起一股风潮，几百名有幸拿到票的学生、老师以及媒体记者将中大善思堂挤得水泄不通，学校还专门安排了投影电视在会场外进行“现场直播”。现场除了中大学生外，还有不少从华南理工大学等其他高校赶来的学生。论坛结束后，中大学生抓紧机会，向余秋雨提出自己的问题，一些问题更是“刁钻”得让余秋雨都难以作答。

　　问：旧书授人以德，新书授人以技术。当代的学生很少机会接触传统文化经典，这是不是现代年轻人道德堕落主因？

　　答：我不主张从古籍里寻找道德，实践比读书更重要。在挪威，我曾在街上见到很多挪威青年将自己打扮成乞丐模样，细问才知他们其实是为贫困儿童募捐。发达国家年轻人这种慈善性质的实践方式很让人欣赏。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道德文章，才会有成果。

　　问：“您自传的题目叫《借我一生》。如果我把我的一生借你，你将做些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余秋雨自己都有些始料不及：这是一个美丽、让我感动的构思。当一个历尽沧桑的老师听到学生这样的提问，真是感动得不知如何作答。我只能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让自己快速成为一个懂得中国传统文明的世界公民。

　　问：在中外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成就显赫，但私人生活却很糜烂，这涉及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一个普通学生还能“聆听知识分子的教诲”吗？

　　答：生命是真实的，知识分子也是人，必定也有缺陷。大家应该想想，向你们提供了这些知识分子“缺陷”素材的人，是否也用别人的缺点掩盖了自己的虚伪？有些人就是专门靠“挖掘”大师的缺点维生。

　　问：您有没有想过，一本正版书动辄几十元，对学生来说负担是不是太重了？盗版书是不是客观上也帮助文化的传播？

　　答：这的确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多一些售价低的书，可以让盗版的生存空间更小。但无论怎么说，盗版和破门抢东西就是一回事，曾经就有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余啊，好书多印点怕什么！”正是这种观念的普遍存在助长了盗版的盛行。（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