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宁
一个以追求群众利益为宗旨的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大公共服务的内涵、提高公共福利品质，让利于民，造福于民，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中制造麻烦与磨擦，膨胀社会管理的成本，降低社会运转的效率
从明年1月1日起，北京的百姓在购买了自行车后，不必再到公安部门登记上牌，一年一度的自行车交税也相应取消———这是备受北京市民关注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之一。据悉，《办法》于10月22日经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援引了有关专家的说法：取消自行车登记是顺应民意之举。
所谓顺应民意，我们理解主要指的是，近年来，每到临近收取自行车税之时，来自百姓的质疑之声迭起———“车子一辆辆地丢，还要一年一年地缴什么自行车税，这于情于理说不通。”事实上，自行车屡屡失窃已成为诸多市民挥之不去的痛。在这种社会心态之下，年年还要交自行车税，自然激起人们的反感。因为人们感觉不到政府税收与政府服务之间的对等关系。即当百姓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时，让他们为这样的服务支付税款，自然难以赢得支持。再一个典型例子即进城务工人员的暂住证，这一证件除了增加进城务工者对城市的畏惧、增添手续上的烦琐以及务工者经济上的支出之外，更可能给他们带来被歧视的心理伤害，而他们却体验不到交了钱之后来自政府的福利与保障。于是，取消暂住证的呼声也日见高涨。
说取消自行车登记是顺应民意，其深层含义在于，它顺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潮流，即一个以追求群众利益为宗旨的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大公共服务的内涵、提高公共福利的品质，让利于民，造福于民，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中制造麻烦与磨擦，膨胀社会管理的成本，降低社会运转的效率。比如，目前一些地方的博物馆、展览馆、公共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开始尝试在特定时间向学生免费开放，改变以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冰冰的面孔，向为公众提供满意服务的本色回归。而实质上，它们原本即“取之于民”，因而，“用之于民”、为公众服务，是其存在的最终意义。所以，这样的举措受到了普通的好评。尽管类似的做法还仅限于个别地方的尝试，尽管当事者也许并没有更多意识到其中蕴含的意义，但这一转变无疑值得肯定与倡导。
从最大限度地增大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立场出发，我们说，一项公共服务，当其收费在可收与可不收之间时，当以不收为好。当一项公共服务找不到它合理的收费理由时，即服务承诺往往并不能落实的时候，这样的收费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一项制度设计得合理与否，还取决于其运转中的经济成本，即通常所说的“值不值”。如果为了征收几块钱的税款，所调动的人力物力成本很可能超过税款本身，这无疑是不划算的事情，而其最终的亏空还要纳税人来承担。这样的制度设计自然是低效和失败的。不仅如此，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我们还应看到，尽可能减少环节，可以有效减少寻租的几率，降低暗箱操作、贪污腐败的可能。这也应视作节约管制成本的内容之一。
由于自行车税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交税的与不交税的似乎都心存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对这一制度的敬畏之心大打折扣，这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而不断检讨我们制度设计中的失误，顺应民意，是一个理性社会的优良品质———可喜的是，我们从不少地方的实践中，时常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来源：《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