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郎咸平事件：财经媒体迷失了方向？

　　程瑛

　　媒体对社会加大关注，社会对媒体提出更高的要求

　　10月17日，在北京西郊崇学山庄举行的一次较高层次研讨会上，郎咸平事件再次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并涉及媒体责任问题，由此赋予该事件更广延的解读。

　　而此时，郎咸平正准备在香港应诉顾雏军。有关的讨论是否会带来更多的后续影响，也自然引起关注。

　　会否定改革方向吗

　　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习时报社、中国改革杂志社和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媒体在中国改革中的社会责任”，但事实上成为首次集中关注媒体在郎咸平事件中应负何责的讨论。

　　主办者称，中国改革经历26年，处在非常重要时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深化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二是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中国民营经济健康成长，均关系到中国改革的大战略。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在发言中率先指出，“媒体不了解中国国企改革的过程，炒郎咸平，影响不小，搞不好容易导致严重社会后果。”

　　“郎咸平的东西，我原来没有很好研究，现在也没有，但我怀疑他有些数字不符合事实。”杨启先说，科龙、海尔是集体企业，TCL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国企，是否算国资流失值得研究。另外，用这几个企业能否说明问题？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

　　“郎咸平这个东西经不起推敲。但我们媒体炒得厉害，影响比较大。这容易导致否定产权改革、否定改革的方向。”他强调。

　　北大光华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表示，改革开放26年了，用去了一代人的时间，这意味着，很多历史可能已被遗忘，新成长的一代人对历史不清楚。

　　由此他认为，中国一些地方正在出现大众情绪左右媒体，媒体左右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再左右学术界的危险趋向，导致有的问题没办法深入探讨，引起混乱。

　　“我接触到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二十二三岁就当编辑记者，改革开放时还没有生下来，或不懂事，很容易忘记改革是怎么过来的。”他批评说，他们有时“对一些问题片面夸大，甚至挑拨社会不满情绪”。

　　张维迎强调，西方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产权的尊重，尊重游戏规则，“但我们不是这样”。

　　“媒体的方向性迷失”

　　做了21年财经记者的方向明现任《竞争力》杂志主编。他说，郎咸平提到的几家企业，他都十分了解。TCL严格上讲，既非集体企业也非国有企业。其改制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制度设计，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企业改制过程，为何遭到质疑？还被根本否定？而这就因为来自一个学者根据西方规则作出的判断？

　　他说，在科龙事件中，顾雏军的收购，完全是通过公开市场，是科龙出现大幅亏损以后，才借用外来投资人购并，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为何要翻账到国资流失？

　　“中国财经媒体的一个趋势是把中国企业妖魔化，而这与媒体的市场竞争压力有关，出现了方向性迷失。”

　　另一个趋势则是“越洋越好”。“有的国外学者不了解中国国情，生拿国外相对规范的、成熟的模式来声讨中国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财经媒体尤其是年轻的财经媒体，“基本在迎合大众”，“关于个别学者提出产权制度和国资流失方面的报道，媒体基本是不了解中国企业自身的演进过程”。

　　“有的人，用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敏感度话题来炒作，达到个人出名的目的，是极不负责的。”这位主编强调。

　　“不值辩驳的错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称，郎咸平事件的争论中，失语的其实是政府，而不是经济学家。在案例分析层面，判断郎咸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如何回答社会情绪则很难，网上对郎咸平是一边倒的支持。

　　“但网民一般是二三十岁的人，我们50岁的人也上网，跟帖的兴趣却不高。”他批评网络的非理性一面。

　　因此，建立一个严肃的官产学媒合作网十分重要，他说，在出现问题时，可以尽快沟通，形成共识。另外，中央电视台评选年度经济人物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好形式，它以企业家阶层为主要代表，大力推出社会转型楷模与时代英雄。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华东称，“郎咸平挑起的争论，让我们感到非常尴尬和惭愧。这个争论，我们觉得不值一看、不值一辩，但它影响了很多人的观念和行为，包括决策者。但主流媒体说什么话了呢？该我们说话时，我们失语了；我们说话时，则词不达意。应该探究一下原因。”

　　他称，郎咸平说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人们身边的一些现象，又与郎咸平说的是两回事。大家借这件事情发泄情绪，就犯了非常简单的错误，犯了不值辩驳的错误。

　　“应该允许他说话”

　　经济研究杂志社副主编詹小洪在韩国教了一年书，他说，韩国媒体围绕各种重大经济问题展开公开争议，是正常的事情。“我回来正赶上郎咸平事件。是否因为他是商学院博士，才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呢？以前也有人提，怎么没有这么大的反响呢？郎咸平事件仅说明，‘我可以用数据模型说话’。”

　　他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郎咸平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不足为奇。

　　《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表示，目前媒体发展还不够活跃，不同利益集团和变革力量有代言的要求，但媒体还不能一一反映。关于郎咸平事件，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不同讨论的渠道。

　　“不同媒体也可以有不同选择。评论是一回事，但新闻还有记录的作用。在郎咸平事件上，我们也看到了报刊功能的缺失。”他说。

　　新闻出版署办公厅副主任段桂鉴称，媒体本身多元化了。分工越来越细，做财经和做政治的不一样，统一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遵守中国基本的新闻规则。

　　他指出，郎咸平事件，不在于他怎么说，说得专业不专业，就言论而言，有其社会根源，他这么说，表明他是一个存在，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应该允许他利用媒体来说话。他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违法，就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他。他挑了一些人的神经，你可以论战，但不要不让人家说话。”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表示，冷静观察这些年的历史，媒体对于改革的高度关注，对于改革的呼唤和推动，以及传媒自身的社会责任感，都越来越强，管理也是好的，这应是基本的判断。

　　他说，“传媒不断给社会以关注，传媒对经济领域诸多现象作了报道和质疑，也涉及企业和企业从业人员如何履行其职业道德，包括学者代表谁说话的问题。媒体对社会加大关注，社会对媒体提出更高的要求，表明了社会的成熟。”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