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近日刊登一则题为《生二胎呼声渐高，专家建议推出过渡生育政策》的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观点。这个专家建议发表后，引发不少评论。一篇题为《不成熟的“专家建议”慎抛社会》的文章认为：在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国策问题上的建议，要慎重，否则既误导舆论，又动摇了基本国策的公信力，更会引发整个社会对国家计生政策的混乱认识。
国策问题关乎国家根本，关系到国家和民生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但在专家建议应该“格外慎重”这个问题上，笔者不能苟同。是否因为是国策，专家的建议就要因“不成熟”而闭口不谈？是不是因为政策重要，就一定要摒弃“不成熟的意见”？这种说法显然与当前国家在政策拟制中日益开放的趋向相悖。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这样的基本国策，都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政策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公信力，均依赖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有公共良知的专家如果作为民众的代表，就公共政策发表其独立见解，这种见解和由其所引发的公共讨论，其实就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因此，专家在公共政策上的影响力，不独因其专业素养，还应包含其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专家既是政策的参与者，也应是政策宣传的启蒙者，此两者应该是专家成为真正专家的基本要求。
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无调整变化的必要？笔者虽不敢断言，但是，现行政策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局限性和缺陷，却必须引起我们反思。专家提出“不成熟”的建议也好，成熟的建议也罢（其实，任何专家的建议拿到公共辩论中，也许都可能是“不成熟”的），只要引发足够的社会思考，引发人们对于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关注，其积极作用和意义已经显现。
长期以来，社会对于专家的重视，往往着重于专家在其专业领域的贡献，却忽视了对专家公共精神的培养与扶植，这其实是对专家公共作用的低估。事实上，专家在社会生活当中，其科学精神和素养，与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精神是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恰是目前社会所广为缺失的。如果专家发言仅因其“不成熟”而成为众矢之的，正说明社会的不成熟与公共参与机制的不健全。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的讨论，不同专家都应该本着科学的精神，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引发民众对于自身利益再认识的思考，从而推动有关政策的与时俱进，有关国策的讨论更应如此。前段时间，由朗咸平教授引发的国资改革的大辩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成熟理性的政府，对于政策引发的讨论，绝不应惶恐不安或闭门塞听，而当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