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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宏观政策十年 印象最深三政策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7日09:07 新华网

  这1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10年,这里面宏观经济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三个政策:

  第一个政策是,小平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思,我认为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理论创新。其实,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时一直困惑的问题。因为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多年,特别到美国以后也感到了计划经济效率低、活力差等等方面的问题。可是,当时也感到计划经济本身有一定的优点,例如它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整个社会比较公平等。如何能将二者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觉得豁然开朗,就是要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追求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公平。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就要大胆学习国外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这确实是一次思想的解放。我刚到美国学习时,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逐渐明白,觉得股票市场也存在风险,对在中国能不能建立资本市场还存在疑问。小平同志使我们解放了思想,敢于大胆地学习国外的东西,现在不但已经有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公司,风险投资、期货,等等,甚至金融衍生品都将在我国出现;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注意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最后也就谈不到经济发展的效率;反过来,如果只强调公平和公正,不注意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就只能在低水平下保障公平,很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也难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所以,我觉得小平同志这个理论创新是很重要的。经过十四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10多年的摸索,可以说我国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第二个政策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1990年代前几年我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了。但是由于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加之经济运行的惯性,又产生了通货紧缩的危险。为应对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其实,根据我的分析,1996年就已经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了),我国就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对实行这个政策确实存在着争论,因为全国人大刚刚提出来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而积极财政政策学术上称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增大赤字。尽管有争论,但在当时多数人还是认为有必要实行这个政策。不过,我当时就提出,一定要看到政策的正反两面效应,要注意把握好“度”,因此不大主张用“积极的”这种带有明显褒义的提法来表述这种财政政策。

  这种政策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拉动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同时将工资收入转化为消费,也能够拉动市场需求,从而可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会降低,至少不会降低太多。但另一方面,这个赤字也就是政府所欠的债务,总是要还的,赤字积累越来越多,最后的结果就必然造成还债的压力沉重。所以,当时我提出这种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如果老是靠政府赤字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话,在某些方面又容易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而且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

  第三个政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国这些年来过多地重视经济的增长,而对社会公平等方面关注不够,特别是过分强调GDP这一指标,似乎发展就是GDP的增长,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批判的所谓“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观点。我在2001年就讲过,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要慎言我国的GDP30年赶上美国等。而且片面追求GDP增长就容易忽视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农村问题等等。我认为,在一部分政府官员中确实存在这种过分注重GDP的观点。我也多次呼吁要注意这种倾向,而且我也几次讲过,我国现在投资增长很快,一定要注意投资的效益。我在1997年政协全国大会上发言时讲到,有效益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能把发展等同于增长,而且认为“增长就是硬道理”是不对的。我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的经济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更明确的解释和发展。我觉得,它的影响我们目前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但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对此会有更多、更深的领会。

  (以上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杨良敏、李成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专访录音整理)

  宏观政策这十年

  贾万志是山东省济宁市市委书记,回想这十年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和方方面面的影响,他对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说:“印象深刻,时而回想起来,还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高兴。”

  但1997年,他刚刚担任济宁市市长时却并不像现在这样信心满怀。那一年,他遇到严峻的考验,经历了一段难过的日子。回忆往昔,贾万志说,最好过的日子要数1992年到1996年,甚至到1997年上半年。这一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大家都在加快发展,原材料、资源特别短缺,而济宁是一个资源型城市,煤炭、电力、白酒,特别是煤炭和白酒占了济宁市GDP比重最大一块,从1992年到1997年上半年,光煤炭和白酒这两样,就占了济宁县以上工业企业利税的85%。中央电视台四个亿的广告收入中,有三个多亿来自济宁孔府家酒、孔府宴酒,并且占了全国广告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孔府家酒、孔府宴酒这两大酒就占了县以上工业企业利税的40%多,加一块是7.6亿。“那个时候日子好过”,贾万志说。

  但是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也正是危机到来的时候。1997年金融危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白酒一落千丈,煤炭价格一路下滑。济宁的两大支柱支不起来了。那个时候,企业关闭、工人下岗、职工上访……“这是我当市长最难过的时候”。

  在济宁,贾万志见证着中国经济十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点,作为一位地方领导,贾万志经历着中国十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演进。作为一家传媒,十年前创刊的《中国经济时报》正好也见证了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十年发展,传递和描述着这十年来中国每一项政策的发布和执行。

  政策调控手段渐趋成熟

  1992年春,小平“南方谈话”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同年秋天,十四大召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与此同时,物价开始上涨,1994年上升幅度达到了21.7%。随着经济的升温,许多地方发生了“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大量的乱集资、乱拆借,造成金融秩序混乱,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失衡,投资规模失控,消费基金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经济环境日趋严峻。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组织和指导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最后,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通常所说的“十六条”,宏观调控的各项举措全面启动。到1996年,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伴随着这一轮宏观调控,汇率并轨、分税制等深化改革的财税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每年达到1000亿以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世界经济遭受重创。5、6月份,中央做出决策,扩大内需,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1998年1000亿元,1999年500亿元,随后来又追加了600亿元,以后每年是1500亿。同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我国经济渡过了难关。实名制储蓄、准备金率调整、取消贷款规模等一系列政策,作为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的辅助,“使中国经济在1997年到2001年间,于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在亚洲一枝独秀”,著名经济学家林兆木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如此评价(详见本报今日4版《1994-2004: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

  从200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但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2004年4月,根据一季度部分行业投资继续膨胀的问题,国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较大幅度地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等等。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了抑制。

  所有制改革: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

  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遇到了新的困难,改革势在必行。从1992年到现在10来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从转换经营机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战略性改组,使国有经济从强调控股到强调控制力的转变。而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从“重要组成部分”到“共同发展”,到“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再到非公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给非公企业主吃上了定心丸。

  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使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

  而在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全会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战略决策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应该说,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在区位优势和诸多政策先行优势的推动下,取得的成绩更多一些,发展更快一些,经济的活力更足一些,人民更富裕一些。与此同时,占国土面积绝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非均衡发展战略遇到了挑战。

  进入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开始对此给予了足够重视,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当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布有关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目前,西部开发取得明显成效,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工程进展顺利。

  而从整个经济版图看,曾经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国企面临严重困难,包袱沉重,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等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这一工业基础良好的区域亟待重振雄风,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3年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及政策措施。会议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目前,实施这项战略条件具备、时机成熟。要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努力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目前,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的政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增值税改革等试点工作已经启动。

  多予、少取、放活:“三农”政策的基点

  中央对“三农”的政策一直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变化。而“三农”面临的形势却一直都在变化,而且变化很大。尤其是经历了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进入2000年后,出现农产品“卖难”局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而农村“三乱”盛行,农民负担沉重,农村土地抛荒,各类开发区在农村实行“圈地运动”,耕地数量减少,粮食减产,因此,农民的保障、粮食安全等问题备受关注。

  多年来,中共中央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发一个指导农村工作的政策性文件。而2003年,却在年初和年底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04年1月1日更是就2003年年底的会议精神,建国55年来首次以促进农民增收问题发了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不富裕,整个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广大农民持续地增加收入、不断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之所在。

  减轻农民负担也是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除了以往发布一系列文件规范外,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税费改革试点首先在安徽启动。3年后把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国,并提出取消农业特产税,少数地区一时取消不了的,也要缩小征收范围,降低税率逐步取消。2004年,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和辽宁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目前,已有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4个省市全面免征农业税;上海对农民免征农业税;浙江、福建对计税土地面积上的粮、油作物免征农业税;另有16个省的310个县免征了农业税。据统计,2000年—2003年,全国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共落实农业税灾歉减免151亿元,社会减免50.92亿元,种粮大户减免2.67亿元。因此,受益农户户次累计1.78亿户,人次累计6.14亿人。

  而针对耕地保护,改革征地制度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益的保护方面,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制止“圈地运动”。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土地承包法,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不动摇,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科学发展观与宏观经济政策

  早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改革的目标。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界定,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完善这一体制,并提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等7大任务。

  应该说,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作为其基本取向。从90年代初到2004年上半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不断调整,有时抑制经济过热,力求“软着陆”,有时又治理通缩,千方百计刺激需求,但总体目标都是把经济引向一个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摒弃那种“增长等于一切”的发展观。到2003年经历了“非典”疫情的考验之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也就水到渠成。

  今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山东德州市长孙永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从一个基层领导干部角度体会出这十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带来的几点变化,“过去推动工作,搞大发动,群众战争,领导拍胸脯,到现在讲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十年前我们整个社会注重经济的发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并把这个发展就理解为投入、上企业,就是经济的增长和个人收入的增长,等等。十年以后,特别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有人的全面发展,都强调一个和谐;十年前我们强调的是效率,包括采取一些大措施,减员增效等。十年以后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在公平的基础上强调效率!”(记者杨良敏李成刚 李小千)(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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