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美国零售业“巨兽”沃尔玛自1996年进入中国以来，始终拒绝按中国的相关法律要求建立工会（见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与此同时却仍然能够以每年开张4家分店的速度在国内扩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我看来，是和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的过分亲商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或者点开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网站看一看，就会发现许多官员对投资商之“亲”简直到了予取予求的程度，甚至打出了“努力营造全民亲商爱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这样肉麻的口号。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亲商爱商”呢？盖由于投资可以拉动GDP，不仅能够提高“政绩”，而且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这样的“商”，当然要“亲”。
然而问题在于，维护社会公正、协调和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是政府的天然使命。如果政府的政策取向过分倾向于某一阶层，必然会损害到其他阶层的利益。实际上，以漠视劳工权益为代价的亲商政策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一个是工伤事故居高不下，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在遭受“掠夺性开发”；再一个就是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在一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工人的工资多年来徘徊在600元左右，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甚至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
从长远来看，过分亲商其实对资方也是不利的，不久前一些省份爆发的“民工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外，无视劳工权益还会诱发劳资双方的对立，甚至造成劳工和政府的对立，不利于社会稳定。
其实，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政府是不敢过分亲商的，他们通常都扮演一种劳资关系协调者的角色。比如在德国，历届政府都提倡劳资间的“社会伙伴关系”，并于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颁布了《企业宪章法》，在企业内实行“共决”制度，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同时广泛推行“三方机制”，就是工人通过工会与政府、雇主代表举行谈判并签订社会协议，参与解决与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所有问题，较好地协调了劳资双方的利益。
从根本上说，投资商或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你就是“搂着亲”，我看他也未必愿意来投资。因此，政府的过分亲商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当然，反对政府过分亲商，并不意味着对投资商合理要求也予以拒绝，政府对“商”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保证给其公正待遇，但绝对不给特权。在牵涉到国家法律尊严的问题上，政府更是不能轻易让步———沃尔玛固然很“牛”，但上海不就是因为它拒建工会，而把它拒之门外了吗？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