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城中村”:政府遭遇政策悖论

　　本报记者　胡谋　赵俊宏

　　深圳市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前进行了一年多的深入调研，探究“城中村”的历史成因，以破冰求解。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说：作为一座在20多年里飞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城中村”像肿瘤一样伴随着健康肌体恶化发展———用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出发点。“欲解脓疮，必先知脓疮之形成，辨证施治。”

　　政府遭遇政策悖论———

　　村民抢搭末班车导致几轮抢建

　　据了解，深圳由乡镇变为城市，速度太快，以至于几百个村子还保留着以前的制度：每户农民有一块宅基地，宅基地100平方米。后来政府又以划红线的方式，确认红线内的土地归村民和村集体使用。村民在线内自行划地、抢建楼房，根本不考虑道路等公共设施。抢建风为后来村里违规建筑，卫生脏乱差，治安、消防、安全等问题埋下隐患。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怀着“搭末班车”的心态，村民纷纷抢在新政策实施前盖房。市里每次要遏制违法建筑，都会出现抢建高潮，制止违法建筑的政策措施大部分得不到落实。客观上导致谁建得早、抢得快，谁得到的利益就大。1989年特区内实行土地统征，引发第一轮占地建房热潮。1992年特区农村城市化，但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返还给原住民和集体使用。村民们就此认为“集体土地就是自家的，建房自己说了算”，又兴起大规模的违法抢建，大量三四层的房子被改建成五六层，现在不少农民房已达到八九层以上。

　　制止抢建的政令往往导致新一轮抢建，政府遭遇政策上的悖论。

　　几轮抢建过后，“城中村”形成了今天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亲嘴楼”。散布于城市中的几百个村子被高楼大厦重重包围，成了“产权的孤岛”。

　　高速开发无序管理———

　　“城中村”在封闭中远离现代化

　　深圳市市长李鸿忠曾经对比了两份深圳航拍图：一份是90年代初的，满眼绿色，2／3都是生态用地；一份是最新的，成片的绿色已经有些斑驳，包括东部海滨大鹏半岛。那些“斑点”，来自“城中村”。

　　深圳有一条河，源头处水质很好，但流经城区短短几公里，就变得臭不可闻。主要污染源也来自“城中村”。

　　许多“城中村”建筑质量低劣，配套设施不足，环境卫生恶劣，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亲嘴楼”、“握手楼”楼下的狭窄通道成了治安、卫生的死角和犯罪的温床。

　　据了解，深圳“城中村”不单纯是一个建筑群或者住宅区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和落后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当深圳公民以每平方米七八千元的价格购买合法商品房的时候，“城中村”的违法抢建者却以极低廉的建筑成本，一下子拥有数百、数千平方米的房子，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一些村民及股份合作公司简单地依附于房屋租金和土地权益获利，排斥现代企业制度，日益游离于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外。

　　有专家认为，深圳实行城市化政策后，“城中村”村民在名义上成为市民，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谋生手段、文化活动等方面还停留在以前的状态，与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有些人每月坐收数万租金，逃避最基本的纳税义务。丰厚的租金使一些村民不再工作，放弃了提高自身素质的努力。巨大的利益使不少基层干部也参与到违法抢建和租房获利的“最后的晚餐”中。“黄、赌、毒”侵入很多村落，个别地方甚至有黑社会势力介入。

　　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许宗衡向市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城中村”这种特殊的经济和社会运行模式使一些人获得巨大利益。这种利益是以牺牲村内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周边发展、削弱城市综合竞争能力、损害城市发展潜力为前提的。

　　曾经有作家写道：世间有两个深圳，一个年轻美丽、活力四射，让人无限向往；另一个形容枯槁、蓬头垢面，让人目不忍睹。这后一个深圳，指的就是“城中村”。

　　“地雷阵”充满利益纠葛———

　　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城中村’是个陷阱。”深圳公务员老陈回忆起历次改造显得有点忧心忡忡，“它是个‘地雷阵’，充满各种利益纠葛，很难碰的。”

　　深圳市现有241个“城中村”，居住人口215万，积累下来的沉疴顽疾，国内少有。今年3月起，深圳市开展城市“梳理行动”，对违法建筑进行遏制、清理，共拆除乱搭建面积达3800多万平方米，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周边环境的整洁美丽；目前又大刀阔斧地启动“城中村”改造行动。当地媒体和市民普遍评价：政府敢对后人负责任！

　　种种迹象表明，深圳市政府改造“城中村”决心坚定。李鸿忠市长在动员大会上说：深圳的违法建筑和“城中村”问题已到了触目惊心、积重难返的地步，其规模之大、困难之艰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深圳有过许许多多全国第一，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困难程度恐怕也算得上全国第一。这是当前市委、市政府必须勇敢面对的一项艰巨的全局性难题，敢不敢碰，能不能解决，最后的效果如何，正是检验市委、市政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人民日报》 (2004年10月29日 第五版)-《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