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公开为何如此之难

　　岳富荣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政务公开（或称之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和措施，力求将政府的行政行为置于“阳光”之下。

　　党的十五大就明确提出“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的问题，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政务公开作了更加突出的强调。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时至今日，政务公开并没有作为一项制度真正确立，各级政府的政务还远远谈不上公开。例如，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政务信息，想不想公开、公开什么、怎么公开，全凭有关领导的主观意愿。还有的只公开一个结果，不公开决策过程，只报喜不报忧。许多地方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在记者提出并非党和国家的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计划外”问题时，往往被以“无可奉告”拒之。最近媒体披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一个小会计竟然贪污、挪用公款2亿多元，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单位的财务状况“公开”到了什么程度。

　　政务公开为何如此之难？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具有全国性法律效力的政务公开的法规，政务公开究竟该公开哪些内容，公开到什么程度，以一种什么程序公开，对公开的情况谁来监督，如果不公开该承担什么责任、该由谁来纠正等，难以依法规范和操作。从各地政府推出的政务公开措施看，也只是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缺少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因而缺少可操作性。例如有的地方规定公开“为民办实事的工程建设、管理等情况”，但具体公开哪些“情况”却语焉不详。那么，一些地方热衷兴建的大广场、宽马路等形象工程，其建设的依据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效益，工程的造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工程为什么承包给张三而不是李四，工程建设中的资金是如何使用的等等，该不该公开？如果需要公开，该由谁来落实？谁来监督落实的情况？谁来保证公开出来的信息的真实性？实际上还是无法可依。

　　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政务公开缺少正确的认识，缺少公开政务信息的勇气。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大讲群众的民主权利，但大多是应付场面而已。在他们的内心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观念的烙印还清晰可见。在他们看来，老百姓得到“知情权”其实是没什么用的，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政策、规定———哪怕是一些政府官员拍脑袋拍出来的政策、规定———也应该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们更看重的是把“知情权”交给老百姓后的“风险”，认为政务公开会造成议论纷纷的局面，甚至影响安定团结，特别是把那些不足以反映政绩甚至会暴露“政误”的信息予以公开，会给政府和单位的工作抹黑……总之，老百姓知道的东西多了只能“添乱”。因此，在他们那里，“机密”就会特别多。殊不知单位内部以及社会上的议论不息、小道消息满天飞甚至谣言四起、人心不稳，在很多情况下正是信息不公开所致。

　　有些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惯于搞“暗箱操作”，他们的“政务”根本就不愿或不敢公开。例如，一些执法部门利用权利乱收费、乱罚款，收了多少、罚了多少、用在何处；一个单位的领导以公务消费的名义请客、送礼甚至“吃喝嫖赌全报销”究竟“消费”了多少公款；一笔投资为何打了水漂等，这些“政务”遮掩犹恐不及，怎么敢让它见光？一些单位和部门在政务公开问题上羞羞答答，逃避监督是主要动因，而许多腐败正是在这种不见阳光、缺少监督的状态下滋生、蔓延、爆发。

　　一些行政机关的衙门作风（或曰“机关病”）或小集团、个人利益，也是推行政务公开的一大障碍。政务公开是一件既增加工作量又无经济利益可图的差事，在一些公务员看来无疑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远不及变着法子搞点“审批”、收费来得实惠。更有一些公务员，把政府的公务信息看作是应该由他们自己独享的资源，把掌握政府的公务信息，看作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独享政府公务信息资源，往往还会带来经济利益。比如政府决定兴建一个什么工程，在对公众秘而不宣的状态下，某个部门、某个公务员把这一信息向某个企业、某个老板“吹吹风”，使其捷足先登，信息就会变成金钱。至于政务信息公开后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利益，这在一些公务员眼里是一钱不值的。

　　政务公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依法行政，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一级政府、一个单位和部门的工作，离不开公众和全体职工的参与和监督。政务公开，让群众知情，则是参与和监督的前提。据媒体报道，“国家级”的《政务信息公开法》正在起草之中。期盼它早日出台，期盼由此开创政务公开工作的新局面。

　　《市场报》 (2004年10月29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