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安顺地区至今尚有20余万人居住的屯堡,保持了自己明初从中原带来的汉族生活习俗,尊严而封闭地过着日子,从而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遗存。
屯堡文化已经有600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学者对它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为屯堡人拍摄的照片将其称之为“屯田凤头”,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屯堡的田野作业中,得知当地人称他们为“凤头鸡”、“凤头苗”。一般人甚至把他们所保留的明代汉族长袍大袖、拴围裙系腰带的衣着当成少数民族服装,把他们所保持的中原音韵当作少数民族语言。
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这样的空白?在1949年以前,我省经济文化极度落后,民间文化一直难登大雅;而解放以后,则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把屯堡人与他们当年的封建王朝军队背景联系在一起,学者不敢问津这些明代屯兵的后代。当年的镇远侯、贵州都指挥史顾成,他的衣冠冢就在屯堡最大的寨子九溪,且那里的屯堡人都认顾成为自己的先祖。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前进步伐呢?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中,统一永远是进步的,分裂、分割是历史的倒退。明初朱元璋调兵征南、平定云南元朝残余势力梁王的征战而导致贵州境内屯兵20万,“20万驻军中,‘三分守卫,七分耕种’从事屯田的士兵大约十余万,军屯的田土达120万余亩。”(刘学洙:《贵州开发史话》)这使得贵州的经济、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从而导致1413年贵州建省,成为中国的第十三个行省。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更迭,是从土司割据的分散局面到建立大一统的封建政权的进步。
1950年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思想影响下,凡是王朝出兵,多是非正义的镇压与暴力,凡是造反就是正义的进步。至于这些征战背后的丰富背景以及带来的文化、经济意义,则是不敢提、不愿提的敏感话题。以至于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被简单浓缩为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粗线条式的模子。从中,看不到文明的变迁,文化的融合,更难看到组成这些丰富历史的具体个人的微观描述。这种把历史简单化、脸谱化的倾向一度统治中国学术界很长时间,一度为其它新角度、新观点的出现设置了种种禁区。
研究屯堡文化,不能不涉及屯堡人与周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屯堡诞生的600年历史中,屯堡人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和平相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远远超过征战厮杀、冲突对立的意义。虽然形式上“老死不相往来”,但屯堡人从中原带来的先进的农耕方法、纺织技术、建筑式样、武功传承、地戏艺术、经商贸易、饮食习俗等,都在向周边渗透,对促进周边少数民族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种渗透和交融也是双向的。很有意思的是,明将顾成的后裔分成三支,其中一支在黔东南已经被少数民族同化,变成了当地的顾姓苗族。屯堡人和周边村寨少数民族彼此和平相处秋毫不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凝聚力基因、情感基因。这也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根脉。
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中,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省外和国外的成功经验。比如在国际学术界,将濒临灭绝的萨满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在中国,老是把它与封建迷信等同,使得这一学科的发展相当缓慢。直到21世纪,中国社科院终于成立了萨满文化研究中心,紧接着,亡羊补牢,今后又在长春大学和长春师院成立了萨满文化的研究机构,并于8月份在长春召开了国际萨满学会第七届学术会议。
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需要发掘优秀基因,需要加强营养,需要壮大根系,正在迅速消失的屯堡文化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屯堡文化同样不是一个民族的孤立现象,它是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复合体,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后,正在飞速消失。我们应当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对之进行抢救和保护,应当让它成为我省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它可以推动我省的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间文艺学及文化人类学的本土化等一系列学科的深层次研究和创新。同时还能推动旅游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抓住优势进行研究,将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作者：高嵩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