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二次革命”引发争议

　　罗四鸰

　　经过“精神大解放”、“诗体大解放”后的新诗，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新诗应该如何突破这些困境？在近日召开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有学者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理论，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议。

　　正方：新诗需要“二次革命”

　　新诗目前处于什么样一个境地？这是与会代表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各自所在地华文诗歌的创作现状，在肯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后，认为现在各地华文诗歌的创作情况，与中国新诗目前所处的边缘化境地十分相似：不到百年历史的新诗只是有待成熟与有待完美的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和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而已，和后起的小说等文学的散文品种相比，新诗在读者那里获得的认同度很不理想。

　　大陆学者吕进更是严峻地指出，中国现代新诗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问题、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问题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问题。这三大问题，关涉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存亡。

　　据此，他提出了“二次革命”的口号：“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新诗面临着二次革命”。新诗要向伪诗宣战，向伪诗学宣战，向商业化和“窝里捧”的诗评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这“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

　　大陆学者骆寒超、陈玉兰对“新诗二次革命”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这个口号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层指的是当年胡适等新诗缔造者发动对旧诗的第一次革命，如若革得不彻底的，革命还须继续；第二层指的是新诗对旧诗第一次革命中革错了的，得来一场否定，在新的立足点上恢复旧诗原来传统；第三层指的是新诗虽借鉴西方诗歌许多东西，却也有不少方面经过86年实践证明无法适应我们民族审美心理习惯，也得在二次革命中认真对待，予以扬弃或改造成为我所用。有必要强调指出：提出新诗必须二次革命，决不是要革掉新诗的命，我们的终极指向实属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

　　反方：要继承，不要革命

　　在论坛上，吕进、骆寒超等人提出的“新诗二次革命”口号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响，一些诗人、学者表示支持，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也有一些诗人、学者认为，新诗要继承，不要革命。

　　新西兰诗人游子直言道，我不相信“革命”可以给中国诗歌找到出路。当前要达至中国诗歌的繁荣，似不宜用“革命”的手段。目前中国诗坛有不少人提出的诗学“革命”，旗帜打得很高，口号响亮得很，有所谓的“三反”：“反文化、反传统、反语言”。我以为这样的“革命”口号只会对诗歌的发展与繁荣带来相反的结果。中国新诗的当务之急是“继承传统”！

　　游子认为，中国新诗走了100年，却越走越远，变成一种最脱离大众的文学形式，而这正是“诗歌革命”、割断传统的结果。因此“请不要提二次革命，请把新诗的发展放在中国诗歌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与探索，多一点继承，少一点革命”。

　　“中国诗人，必须立足中国！”韩国汉学家、诗人许世旭在分析中国新诗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后，建议道，“一个人面临歧途，只有回顾既往的路，才能正确地摸索该走的路，也就是继往开来；中国本身有辉煌悠久的诗史，传承之间，更应如此。”

　　面对争论，有容乃大

　　面对诗坛的种种论争，一些代表们认为应该多一点包容，“有容乃大”。新加坡诗人陈剑说道，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来接受当前诗歌的种种变异，而不要以鞭笞挞伐的传统主流心态敌视之，攻击之。任何人都可以提倡完全相反的抒情叙述方式，这是诗歌的民主。我们反对以诗歌救世主的姿态居高临下，排斥一切非传统的形式和内容，因为这样很容易扼杀创意的萌芽。正如我们也反对打着前卫和先锋的旗号便非要打倒传统的抒情。

　　新诗到底如何突破困境？一些代表们试图从别的角度思考新诗的发展方向。美国诗人非马认为，诗歌需要中产阶级。他说，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中产阶级的人口占大多数，这个社会通常会比较稳定。我们的诗坛也需要这样一个中产阶级。这个处在两极之间的诗人群，将遵循中庸之道（既不太保守也不太激进），一方面融合东方与西方，另一方面则贯穿传统与现代，用扎实的创作成果来构成诗坛的主流。一旦成为诗坛的主流，这个充满自信与活力的诗人群却绝不要求定于一尊，自设门限，而是顺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潮流，容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良性竞争中求得整体的发展，共创一个繁荣的局面。　（上海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