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平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是因为它存在的广泛性已经形成一种不良社会风气。据新华网10月30日引述半月谈杂志社的报道，辽宁一位省部级领导秘书的夫人于洋，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沈阳市知名的“摆平专家”。虽然学识不高，但她利用丈夫的背景，替人平事，疯狂敛财，渐渐变得恣意妄为。在感到自身难保时，她甚至铤而走险，杀人灭口，一手制造了血腥命案，目前此案正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
曾几何时“摆平”这个词语经常出现在警匪电影中，是黑社会中的黑帮份子为了达到目的通过非法手段依靠非法势力作案的江湖用语，这个词语经常和“道上”与“混”等联系搭配。当然，并非全部如是，现今社会上还有作为戏谑的意味使用来调侃的。逐渐地，不晓得从何时起“摆平现象”似乎已经成为官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滥用职权、以己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凭借各种关系非法从事钱权交易，张口闭口“都能摆平”，摆不平就“杀人灭口”草菅人命以掩人耳目。
“摆平现象”的出现突显社会治理机制的脆弱，要增强社会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首先就需要对社会治理机制中的监督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尽管某些法规以及条例中明确的显示没有不能监督的“部门”、也不存在不能监督的“领导”，事实上，在这个监督的过程中，谁能够监督他们的权力，监督他们权利力的人谁来监督往往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如果这个监督方比较少的话，那就有可能给予他们官官相卫的“摆平空间”，这种监督方的多少对于监督的作用几乎起着根本性质影响。比如，一种监督模式为“A监督B，B监督A”，这个可称为简单的双向互相监督；一种监督模式为“A监督B，B监督C，C监督A”，这个可称为复杂的三权制约监督；一种监督模式为“A监督B，B监督C，C监督D，D监督A”，这可称为四权制约监督，依次类推可有N权监督制约。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简单的相互监督制约没有三权制约的作用大，三权监督制约没有四权制约大，监督方稍微多一点就增加了监督的可靠性，监督方越少越能够给违法犯罪份子增多“摆平空间”，如果监督方适当增加则可以减小“摆平空间”。
“摆平现象”如若在官场盛行话，必然会给国家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滋生腐败，玷污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广东河源原市委副书记卢建中利用组织人事权，卖官鬻爵被查处。卢建中因嫖娼被犯罪团伙敲诈勒索，竟指使该市几名干部出资70多万元为其“摆平”，这几名帮卢掩盖丑行的“有功之臣”，后来都得到了卢的“关照”。（见《南方都市报》10月28日）
贪官落马，一般都会给自己寻找一些令失衡的心理平缓下来的理由，他们有一个很神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贪观”——一旦被查处，往往认为自己没有“摆平”某某是个重大的失误，以摆平的思维来面对现实中的任何问题，从来不会去考虑为官需要为人民办实事，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抛于脑后，将私饱中囊进行到底。笔者以为，需要对这些“摆平一族”深入治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打造良性社会治理机制，掐断钱权交易的丝带，消除“摆平现象”生存的制度土壤，用恰当的监督给他们的脸上煽上一记响亮的耳光。落笔之际并戏谑“摆平一族”一言：“就这样将你‘摆平’”！(稿源：红网)(作者：耿红仁)(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