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不是汉奸？

　　吴江

　　近年来张爱玲的书出了不少，炒得很热。杂文家张文达和理论家吴江提醒我们，在考察和评价一个作家的时候，不应当离开大的时代背景，我们应当记住唐德刚先生的话：“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

　　张文达先生，原名孝权，祖籍湖南，定居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协助赵朴初居士做救济总会工作。1980年移居香港，为香港各报写专栏文章，有时一日两三篇。常有传神之笔，堪称“随笔艺术”，誉满香港。我在香港仅见他一二面，今已作古。我曾在《随笔》杂志上介绍他的专栏杂文(六篇)。今又在旧剪报堆中拣出他写张爱玲的两篇。张爱玲，旧上海一女作家也，汉奸胡兰成之妻。胡为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在香港)。

　　但张爱玲本人不是汉奸，这一点是应当加以区别的。但任何作家都是社会的人，都有其时代性。论文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张文达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于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张先生说的是2000年以前港台一带的情况，与此同时，张先生也指出，也正因为如此，港台及海外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现象作出分析，“评”张爱玲文者大有人在。

　　不知为什么，中国大陆这几年也有人掀起“张爱玲热”来，并也热烈到“如醉如痴”的程度。甚至北京、上海两地个别出版社，有出版并吹捧胡兰成书者，称其为“奇书”(尤其是胡专写他与张爱玲的关系的那本名为《今生今世》的书)，这就大大超过了港台。至于喜爱不喜爱张爱玲作品，自应允许有各人的自由，甚至也应有喜爱到“如醉如痴”程度的自由，但从张先生的文章看，即使在香港也有要求那些“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们应当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剖析张爱玲，例如，剖析一下张爱玲“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我看，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因此种种，我在这里特向读者介绍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问题的两篇文章如下：

　　一、也谈张爱玲

　　10月27日本报刊蒋芸小姐的大文，写张爱玲《自闭自虐的一生》，写张爱玲的两度婚姻，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蒋小姐以心理分析的手法，剖解张爱玲对婚姻的态度，一语不涉及张爱玲的作品。并世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未有从这一角度剖析张爱玲者，我十分佩服蒋小姐独具只眼。

　　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有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

　　文坛前辈陈蝶衣世丈则曰：“对于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蝶衣世丈这一篇大作的题目是《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

　　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1995年为文云：“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

　　张爱玲爱上了胡兰成，这是她个人的感情问题，蒋芸小姐的分析极其简明扼要。但人们不禁要问，张爱玲对胡兰成做汉奸———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是怎么看的？对那个汪精卫汉奸卖国组织是怎么看的？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就有文化界朋友告诉我，张爱玲虽没有投敌，却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这和胡兰成没有一点关系吗？

　　二、知人和论世

　　人，不能遗世而独立，因此，“知人”和“论世”是联在一起的。

　　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的帕尔·拉格维斯特，191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的艺术和绘画的艺术》的年轻人宣言里写道：“作家的任务是要从艺术家的观点来阐明他的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表达、透露出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

　　台湾作家杜清玄先生写道：“我们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人格和风格的延伸。”

　　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如此大阵仗谈“张爱玲与我”，却不涉及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地点和她对这个时代的态度，仿佛她是一位遗世而独立的高人。

　　张爱玲当年成名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在那抗日战争烽烟四起的时代里，张爱玲住在沦陷在日寇汉奸之手的上海。那个孤岛就是张爱玲的天堂，她是在那座天堂里成名的。

　　论一个作家，不能离开那个作家所处的时代，不能只论他的作品而不涉及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为人。知人论世，二者是没法子分开的。数十年间，论张爱玲作品的文章多矣，但很少直指她和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关系。离开了这一点，就不能得其全。

　　唐德刚教授说：“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

　　严于斧钺之论。

　　约在1943年或稍早，张爱玲和胡兰成在上海结婚。胡兰成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在香港)，汪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胡兰成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日本投降时，日本宪兵队保护他，他且向日本政府献策，不投降，打下去，还要日本将搜刮的金银秘密保存以谋东山再起。这一段，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有生动的记载。胡兰成逃往浙东，已被通缉。张爱玲赶到温州去看他，而胡兰成却和一个旧识人家的姨太太结为“夫妇之好”。张爱玲的心里怎么想，蒋芸小姐分析透彻，我不写了。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