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结构意识里，总是以为官员是君子，做坏事的只是偶然的，极个别的。因此，在对待或使用官员上一直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相信他们的本质都是好的，觉悟都是高的，都是能够廉洁自律的，都是值得信赖的，蜕变为贪官的只是极少数人。正因为执着这样一个前提，对官员就特别宽松，特别温情脉脉：放手让他们处理一切事务，给他们绝对的信任。给他们钱不问他们是怎么用的，给他们权不监督他们是如何运作的。
反观民主传统相对悠久的国家，他们对待或使用官员的前提与我们恰恰相反。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说：“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杰弗逊认为，“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官员既然也是“有局限的存在物”，他们掌握权力的动机就可能不纯，也许想的就是专权专利捞取各种好处和油水。在西哲眼里，权力有着天然的诱惑，他们不相信官员有特异功能能抗拒这种诱惑，所以，他们强调要把官员当盗贼一样防着，必须用一系列的制度与法规将其捆绑住。
相信官员讲廉政讲仁政讲礼仪讲廉耻，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相信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本质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甚至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定会是廉洁奉公的君子，是仁慈爱民的父母官，对官员就会疏于管理与监督。官员说什么我们都信以为真，官员干什么我们都以为人家一心为公，结果，对官员的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就可能如入无人之境。胡长清就曾说过，“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进了牛圈，天马行空，来去自由。”这绝不是他个人的感慨。如此“牛栏关猫”，结果必然养猫成虎，纵虎为患。巨贪李真在监狱里感叹：若当初有人监督我，我何以有今日，何以至于死罪！虽有推卸自我责任之嫌，却也触及了我们对待和使用官员的体制之痛。
信任当头，我们就会对上海市盛泽丝绸厂原厂长严银坤的话坚信不移，他说：“权，除了给群众办事，别的不用；女人，除了自己的老婆，别的不碰！”可事实上他是个又贪又色的“胡来”厂长；信任当头，我们就会被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的话深深打动：“钱字的左边代表金库，右边两个戈代表两个手持武器看守的卫士，因此，对金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事实上，他是个贪得无厌的“胡为”书记。疏于监督的盲目信任，既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残害了官员的政治生命。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该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个假设。有了这样一个假设，我们设计制度的时候，就要力图实现：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即使是利欲熏心的人也不得不规规矩矩，不仅无法实施“无赖”行径，而且能防止和遏制人们萌发各种损公肥私的“无赖”冲动。邓小平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就是“怀疑”前提下为官员设立的一扇戒备森严的“安全门”，这道门不相信道德说教，不相信人性完善，只相信制度的严密和操作的完善。
让我们记住18世纪法国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过的一句话吧：“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权力使运作者总有一种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让我们用铁的制度去制止官员们的这种“内在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