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大陆尚未完全解放，全国第一次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已经在北京召开了。
梅大师是在日寇发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离开北京的。上海沦陷后，他蓄胡明志绝迹舞台。抗战胜利后虽然重登舞台却并未北归，所以他是华东代表，阿英已调天津。但要先参加筹备文代会并兼华东代表团团长，两人这才见面。
转年，梅到天津演出，阿英已接任天津文艺处处长，于是两个人有了天天见面，坐下来长谈的机会。当然谈的都是两个人最为关切也最感兴趣的戏改问题。据梅大师的秘书许姬传在《梅边琐记》书中记阿英：“他主张目前的戏改工作，只能分为两途进行：一是但求意识正确，不作技术上过高之要求，以便在广大群众中发生育化作用；一是由技术熟练之成名演员领导，每剧编制必须精密检讨，千锤百炼，然后问世，以便于国家大典节日，或国际性之场合，作代表性之演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我们非常同意他这种见解。”文章转抄到这里，我忽有所悟，梅大师的关门之作，也是他登峰之作《穆桂英挂帅》，不正是这种论点的体现？
但他们当时拟定的剧目却是《柳毅传》。《梅边琐记》中也有记载：“我们谈过《柳毅传》的第二天一早，阿英同志派人送来两种明版书。内中都有《柳毅传》，一种是万历本的《虞初志》，是闽刻五色套版。字大悦目，印刷甚精，书眉上有汤若士、袁石公、屠赤水的批语。另一册系嘉靖本，更不多见，后来他告诉我说在大连书摊上得到的。我同梅先生回到利顺德饭店，人手一编，看了一夜。梅先生觉得这桩故事编成舞剧，的确适合他的演出。就打电话约阿英到百福大楼吃便饭，讨论《柳毅传》。”在这次边吃边谈中，阿英还介绍说：“这一篇唐人传记文字，鲁迅先生最倾倒的，曾经翻译介绍到苏联去，很受友邦文化界的欢迎。”并当场做出决定，由阿英把故事写出来，再根据阿英的造意编写剧本。但埋在文山会海中的阿英迟迟不能交卷，换了处境也换了心境的梅大师又急急切切要在戏改大潮中拿出一部新戏出来，就催许姬传先写，写出初稿再请阿英提意见。许姬传留下这样的记载：“得空就写一点；同时将故事分场。写了一个目录。寄与阿英，请他提供意见，尚未得复。昨天，言慧珠告诉我说：‘接到阿英先生来信，说不日就有详细答复，并且预备许多重要意见。’我很迫切伫候他的好音。”这些重要意见是什么不清楚了，只知许姬传把剧本初稿写出来，曾经周扬过目，但最后还是没有搬上舞台，不知是什么缘故，这出梅派戏竟然胎死腹中。可惜可惜！
但也可敬可贺。这就是他们几位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京剧所做的努力和铸就的友谊。后来他们齐聚京城，梅兰芳与阿英，阿英与许姬传都一直往来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