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困局逼出宣城政改 书记、镇长“一肩挑”

　　减少乡镇领导职数 实行党政交叉任职 副书记兼任镇人大主席

　　“主官合一，减少副职。明确责任，分工不重。扩大民主，加强监督。依法行政，科学管理。提高效率，促进发展。”胡少雄不紧不慢地背诵着这段话。用皖南方言抑扬顿挫地读来，听上去宛若一首新编民谣。

　　第一次听到这段话是在3个多月前，眼下，胡少雄自己的身份也由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金沙镇镇长，变为金沙镇党委书记兼镇长。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职务晋迁。据悉，包括胡少雄在内，宣城已有7个乡镇实现了党政“主官合一”。其背景是宣城最新推行的“乡镇领导体制改革”。

　　在宣城乡镇干部中，这40个字已经广为流传。在这首“民谣”的作者、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博士、宣城市委书记方宁的计划中，类似的改革明年将在全市全部100个乡镇推开，还将选择一两个县（市）进行更高层次的试点。到时，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将“一肩挑”。

　　税好收了 财政紧了

　　10月末的一个午后，宁国市南极乡副乡长赵抒林敲开了农民毛光荣家的门：“老毛，交农业税吧，一共是36元8毛。”毛光荣连单子也不看，转身就从抽屉里取钱。赵又说：“对了，还要给你今年的粮食直补6元，你给我30元8毛就行了。”

　　一次上门收农业税的过程，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赵抒林对笔者说：“这是我今天跑的最后一家。这条路上37户人家，大半天时间就收完税了。”

　　毛光荣所在的梅村，农民基本都以种植山核桃为主，每家只有少量口粮田。前些年，毛光荣最多一次交了1000多元农业特产税。今年不同了。农业税费改革后，特产税没了，农业税也将分5年逐步取消。安徽今年的农业税在去年7％的基础上，下降了2．2个百分点。因此，毛光荣只需为他家1亩多粮田交税。“今年的税，差不多就相当于一斤半山核桃的钱，还好意思拖吗？”毛光荣很轻松。

　　而赵副乡长却有些心事，农业税的逐步取消，乡镇财政会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乡镇干部的日子不会好过。

　　今年，安徽省全面推行“乡财县管”改革。其背景是，这个省的乡镇财政负债严重，乡镇负债共132亿元，每个乡镇平均负债753万元，几乎所有县乡都有负债。

　　南极乡的情况同样严峻。乡党委书记汪恭远透露，以前乡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及乡统筹村提留等，每年有100多万元的收入。今年，由于税费改革，全乡农业税只有9．8万元。同时，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乡，工商税收一年不过三四十万元，财力极为有限。

　　七月政改

　　汪恭远遭遇的财政难题，胡少雄也同样面对。

　　总人口8800多人的金沙镇，农业人口有8500多人。农业税收最高时每年有将近80万元，今年锐减为9．05万元。与此同时，镇里债务超过120万元。其中，镇政府欠债近40万元，主要是前几年修路造桥留下的。

　　但让胡少雄感到比汪恭远要幸运的是，金沙镇被定为宣城市“乡镇领导体制改革”的首批7个试点乡镇之一。

　　7月20日，绩溪县委在金沙镇召开改革动员大会。随后，县委组织部主持召开全镇干部民主推介会，镇村干部和各界代表共76人参加了会议，以投票方式，按新的岗位设置定向推荐镇党委、人大、政府和纪委人选。会后，县委组织部对新一届班子成员初步人选书面考试，考查其综合素质和执政能力。

　　8月25日，金沙镇召开有45名党代表参加的党代会，差额选举产生了7名党委委员，其中党委书记一名，副书记两名。

　　8月27日，镇人大会议选举产生镇人大主席，由镇党委副书记兼任。9月2日，这轮改革全部完成。

　　现在，金沙镇的组织架构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镇党委领导班子由10人精简到7人。书记同时担任镇长，副书记担任人大主席，另有党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1人，党委委员、副镇长3人，党委委员、武装部长1人。与之相配套的是推行党代会常任制。今后，党委每年都要向党代会述职。

　　其次，党委委员分工不再重叠。副书记分管的工作，不再另有副镇长分管，反之亦然。以前像文教卫生，书记、镇长都分管的现象，将不再出现。

　　再次，内设机构由8个精简到四室一部。从人员构成来看，改革后在岗行政人员18名，离岗休息人员两名。由于金沙镇核准的行政编制有25名，已处缺编状态，因此未作更大力度的人员分流。

　　很明显，这些变化中最核心的有两个方面：书记、镇长“一肩挑”和分工不再重叠。方宁说，看上去，这轮改革是由乡镇财政问题而引发，但其主旨是要提高行政效率。

　　期待突破

　　改革开始不过月余，胡少雄说，他已经深深感到带来的变化。

　　“看上去，领导职数减少了，但责任更明确，凝聚力也加强了。我比以前光当镇长的时候忙多了，但扯皮少了，调研的时间多了。以前，副乡长一般不是党委委员，党委开党委的会，政府开政府的会，有时还要开党委扩大会。现在，一个党委会就能解决问题。过去，书记很多精力放在协调班子成员关系上，现在则主要放在重要问题的决策上。”

　　很多人担心，“一肩挑”之后，各种会议应酬会把书记镇长累死，这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宣城的7个县市区都出台相关规定，对试点乡镇采取特殊政策，除了县里主要领导召开的会议，其他会议不要求“一把手”参加。

　　类似的感受，27岁的汪旭红似乎体会更深。改革前，她是金沙镇副镇长；改革后，她头上加了个镇党委委员的职衔。她说，“现在我的责任更明确，因为分工不再重叠。”

　　10月10日，分管农林水利的汪旭红去县里参加动物防疫工作会议。回来后，她跟胡少雄通了个气，第二天便召开村委会，把工作布置下去了。

　　“要是以前，回来先要跟分管副书记汇报，再向镇长汇报，还要向书记汇报，有时人还不一定凑得齐，没有三四天时间，工作布置不下去。现在，我管的事就由我负责，出了问题由我承担。”

　　对镇党委副书记在选举中担任镇人大主席，当地人认为，这进一步提高了人大地位，使得人大监督由事后转为事前。以前人大主席不是党委委员，很多关键信息他不掌握，只能事后监督。现在位置前移，可实施全程监督。

　　然而，宣城政改也不是人人叫好。随着改革深入，不同意见开始冒出：“‘主官合一’与‘党政分开’原则是否冲突？”“‘一把手’权力大了，如何有效监督？”

　　有专家提出，宣城政改只是过渡形式，农村机构改革要彻底，必须变现在的五级政府架设为三级政府。乡镇机构改革的关键，不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而是它本身何去何从。(高渊)（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