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曾几何时，中国社会解决供需关系紧张的传统方法就是排队，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人们习惯于接受类似排号的序列安排，先到先得成为一种天经地义。而在当下这个物质丰盈的时代，因为消费需求上的种种动因，具有时效性和需求特性的某些商品，一样制造着机动性极强的供需紧张。像以前被媒体关注的炒卖医院“挂号票”，到前段时间广州出现的炒卖银行“叫号票”，再到近日深圳冒出以打工者为主体的炒卖楼盘选楼排号票的“职业选号人”(见昨日本报报道)，都可以洞察到“排号经济”的影子。
社会人群中的个体，用购买“序列权”的方式为自己的消费需求提供便利性和优先性，显然已经不再个别，“排号经济”的利益驱动着“职业排号人”的诞生，而它制造的黑色幽默，直接把原先的时间序列安排定位到价格序列安排，先到先得变成钱多先得，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新型注脚。
深圳楼盘“职业排号人”的特性，就在于他们的这个“职业”和行为主体的错位，打工者即使贫寒，去医院看病去银行存钱也属平常，转让自己排得的号码也还算是个人行为，一大早睡眼惺忪饥寒交迫地排在动辄需要数十万上百万资金的购楼者行列里，明摆着就是冲着“号”来的，他们通过卖号出售排队时间的行为应该怎么界定？它是个体行为还是商业行为，会不会被明令禁止呢？区别自主排号和受雇排号是很难的，但是界定有否出售是容易的，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能接受这种抢占他人排号先机，据此出售消费先机的行为呢？一串问号摆在“排号经济”的面前。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忽略排号权被越来越广泛地从社会人群中剥离的现实，特别是在“职业排号人”出现之后。坐地起价和倒买倒卖伤害的是公众的集体权益，被金钱价格重新洗牌的是社会平等观念和秩序意识。人们有什么必要被迫接受在供需之间“增生”的这个成本，尽管个别财大气粗的人可以满不在乎。 肖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