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初，曹禺应邀来南开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曾去他的故里———当年的意租界、今河北区民主道探视。我和田本相等同志陪同前往。
10月5日上午，我们和曹禺先生驱车来到格局别致、小楼林立的河北意式建筑街区。曹禺的故里，当年的二马路28号“万公馆”，就坐落在这片楼群之中。
当时，曹禺离开天津故乡已经几十年了。解放后，他曾回津找过他的旧居，在这片楼群中转了几圈，终未认出，怅然而去。这次经过河北区光复道街办事处的帮助，了解到原来的二马路就是现在第一工人文化宫附近的民主道；但28号“万公馆”究竟是哪一座楼，却还是茫然。唯一的希望，就靠曹禺自己去辨认了。
当汽车刚刚拐进民主道，曹禺突然惊喜地指着马路右侧一座刚刚粉刷过的灰白小楼说：“这就是我原来的家。”这是一座虽不堂皇但却玲珑的二层二底的小洋楼。向阳的一面玻璃窗都以多棱形突出出来。那时，经过全市统一修葺和粉刷，意式建筑的特有风格，益加惹人注目了。曹禺走下车来，立在院内，欣喜地端详着这座小楼，他断定这就是曾经养育了他的旧居，是令他怀恋而又憎恶的那个“万公馆”。这个当年的意租界二马路28号“万公馆”，如今已是河北区民主道23号八方杂处的居民楼了。
曹禺走进楼内，只见楼道两侧各有居室数间。左侧第一间房子就是他家当年的客厅。这家主人听说这座楼原是曹禺的故居，热情地把他让了进去。室内优雅宽敞，朱漆雕梁犹存，衬上向阳那一面明亮闪光的玻璃窗，多少透露出当年的豪华气魄。这不禁使他沉入对他那个封建官僚家族的追忆之中。
曹禺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原是一个官宦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万德尊，曾留学日本，1909年学成回国，朝考陆军兵科举人，任直隶总督卫队标统。不久迁来天津。最初居住在小白楼一带，曹禺于1910年9月24日出生在此地。后移居这里，是为“万公馆”。民国初年，万德尊获陆军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等职。1916年，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时，万德尊曾任他的秘书。曹禺少年时代家庭的阔绰与气魄也就可想而知了。
曹禺说，就在这间客厅里，他的父亲曾接待过许多达官贵人与上流人物。如黎元洪的姨太太，北洋军阀的大政客、亲日派，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亲信的黄郛其人，还有周七爷（周叔弢的叔父）等等。曹禺饶有兴致地同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身穿马褂、蓄着小胡子的客人来拜谒他父亲。在客厅里已经等了许久了，他一见万德尊从楼上下来，就连连叩头、跪拜，态度十分真诚。原来这人叫李补耕，靠万的关系买了个知县，发了一笔财，因此，他对万德尊是感激涕零的。曹禺的父亲把他引到楼上卧室，两个人对着抽起鸦片来。后来两家熟了，连他的太太都和曹禺的母亲在一起抽起大烟来。讲到这里，曹禺诙谐地说：“当时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三教九流、兼蓄并包的‘杂货铺’。”从万公馆这个“杂货铺”中蒸发出来的腐烂气息，可以说是曹禺叛逆旧社会，推动他在后来的剧作中不懈地去揭露社会罪恶、探索光明未来的最早“基因”。
曹禺从大客厅走出来，又认出了对过的小客厅和他家佣人的住处。一楼的另外几间房子，分别是他姐姐、哥哥和表哥的居室。他和他的父母则住在楼上。曹禺一面指点着、讲述着，一面朝后楼走去。原来这连着前楼而又稍低的后楼，也是“万公馆”的一部分。后因家境败落，将前楼租出后又卖掉，全家便都住进了后楼。
又回到街上。曹禺指着挨着他家左侧的另一座小楼，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说：“看，这就是原来的‘周万金’的家。她是个妓女，人长得很漂亮，忘记了是哪个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买来做他的姨太太。这座小楼就是专为她盖的。为什么叫‘万金’呢？一万块钱买的，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曹禺说，“她平时不大出来，挺神秘的。我们小孩子出于好奇心，都想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我们才能看到。是长得很美，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仙女似的，俊秀中透着文雅。真奇怪啊！她住的这座楼房一点也没有变。”在“周万金”的身影中，或许埋下了蘩漪、陈白露等曹禺戏剧人物的最初的种子。
的确，曹禺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此时不用人来搀扶，他径直朝右侧通向后楼的胡同口走去。他蓦然像记起了什么似的说：“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还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三九’天深夜，常有逃难的农民挑着竹筐，里面装着瑟缩发抖的孩子，就在这胡同口叫卖，那声音非常凄惨，我听了难过极了。当时，我的保姆段妈给我讲的也多是这类农民破产的故事。”曹禺看到和听到这些令人悲愤的事件时，才只十一二岁。然而，农民的悲惨遭遇却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正因为如此，曹禺才能够在《雷雨》中，写出鲁妈及其女儿四凤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劳动人民的深刻悲剧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