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凯尔泰斯·伊姆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人，只不过他的哲思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冥想，而是酿生于他与生俱来的磨难，就像是伤口里渗出的浓血。这位匈牙利作家，为那些充斥着物欲或遭受极权统治的人们在大脑上凿开了一扇透风透光的窗户。
《船夫日记》借助独特的、晦涩而优美的文学手段对“存在与死亡”这个人类基本哲学命题进行“自杀性思辩”。它是作家对自己平日所进行的、近乎偏执狂的思考的哲学性表述和文学性记录。凯尔泰斯就像一个“早产的老者”，当他在14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的苦难之后，他就已经成熟了；这种成熟不仅是性格上的，而且更是思想上的。可以这么说，几乎从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开始，他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主题，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他就掌握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手段——用文字表述，而这种表述，仿佛是一个聋哑人振聋发聩的无声呐喊。
他所塑造的主人公，都是那个一生都在从失落了命运的命运中逃亡的人，都是那个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却总是作为犹太人承受着迫害与歧视的犹太人。他对屈从于集权意识、沉迷于物质生活、被剔除掉个性的人类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人的盲目性总能使人的意识受到突如其来的震撼。当人们谈论着午餐和午后休闲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靠的沙发床，竟是他们的棺材。”他对人类已经习以为常、普遍接受的苟活方式——那种在极权主义高压下似乎合理的不合理生存方式———进行了最后审判式的超然反思。他指出：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中，在形形色色的集中营中，“人类被掠走了一切，被掠走了他们永恒的、不可变更的、他们想其所想为其所为的法则，从而变成了顺服于极权主义的、丧失了自我本质的生灵，变成了功能性的人。”他所指的功能性，是指那种失掉命运、放弃个性、既不逃亡也不反叛的苟活。他指出：“极权主义将人们从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放逐。”而他自己不仅是一个被放逐的人，更是一个主动的逃亡者。他虽然少年时从肉体上逃出了奥斯维辛，但是一辈子都在做难以完成的精神逃亡。然而，他所选择的逃亡之路并不是忘记，恰恰相反，是铭记！他非但不想将奥斯维辛从记忆中抹去，反而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奥斯维辛的恐怖进行反复的咀嚼……甚至，他，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成为了奥斯维辛的代言人。在凯尔泰斯看来，奥斯维辛是人类堕落的见证，人类必须面对它，必须在那里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记住奥斯维辛是人类对自我积极的拯救：“奥斯维辛以自己恐怖的火焰清洁了空气。”
凯尔泰斯，是一位自觉肩负着人类责任的杰出作家，他在一生的创作中，总是不断地扪心自问：到底能否以适当的方式对集中营生活进行见证？到底能否获取“自己独具的生命体验”和“自愿的自我囚禁”的更深层意义？到底能否通过小说的完成获得自己与众不同的自我解放？《船夫日记》是作家对个人思想轨迹最为准确的描绘。瑞典皇家文学院在宣布将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凯尔泰斯的褒辞中说：凯尔泰斯以他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讴歌了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对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政的执着抗争。（《船夫日记》作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