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资本末路下的中国足球革命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资本末路下的足球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职业化1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嫁接足球的历史

　　-本刊特约撰稿/周文渊

　　如果说，在北京现代队点燃“革命”的导火线时，中国足协还甚为麻木和迟钝，因而错失了将危机平息在萌芽状态中的良机的话，现在，面对地方诸侯不断升级，对几乎已经图穷匕首见的大逼宫，有关方面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据悉，决策层业已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一次无政府主义的夺权行为”，接下来，来自官方的弹压举措将连珠击发。

　　不过，并不属于体育系统管辖的“革命党人”似乎毫不畏惧，态度一如既往地强硬，他们把10月26日的足球投资人联席会议视作给予足协主动革命的最后机会，且留给足协选择的空间极其狭小：要么完全接受“神圣同盟”的改革方案，把职业联赛的一切权力归还给这些投资人；要么承受因这些投资人挟资撤退而带来的中超联赛崩盘的灾难。

　　这样，历时20余天的中国足球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博弈游戏已届摊牌时分，显然，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决斗。面对制度的森严壁垒，那些足球老板很难达到目的，最后可能一走了之，几年的经营心血，数千万、数亿的投入也就此打了水漂：也可能接受了足协的权宜性条款，继续在中超的黑洞挣扎。而中国足协即使能够保住手中的权力和表面的权威，实际上却是更大的输家，不仅好大的一个烂摊子需要收拾，更重要的是，10年职业化改革的成果将有可能前功尽弃。中国足球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复兴之路倍加艰难和漫长；也有可能足协被迫让步，为资本而非为足球接受资本方的条款。

　　那么，这场暴风雨为何会如此猛烈地降临，又怎么演变成如此不堪承受之重的危机的呢？

　　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

　　不难理解足协态度由软转硬的心路历程。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者，足协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威，更须恪守自己的职责，岂能让人说剥夺就剥夺了已经垄断数十年的权杖？

　　事实证明，在16日中超委员会开会期间，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所作的种种怀柔、示好动作，不仅没有软化对方的立场，反而让对手盲目增强了“革命”信心，完全误读了足协的诚意。16日之后，“革命党人”的逼宫动作一步紧似一步，大有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对此，从中国足协到体育总局，不少官员在私下里埋怨“阎头”太软弱了。

　　作为博弈的对手，以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为代表的足球老板们的思路行为也颇受非议。不少人诧异，徐明们究竟是有恃无恐，还是真的不谙国情，怎么会提出踢开足协闹革命的造反纲领，难道他们所理想的职业足球联盟，真的可以在没有足协参与的情况下创建和运行吗？

　　其实，徐明们也是有苦难言。10年苦旅，中国职业足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这条死胡同里，出现过太多的满怀淘金梦而来，最终却血淋淋遁走的投资者，从最早的广州太阳神到现在的陕西国力。最痛苦的是那些还留在“城”里的人：扛下去，看不到熬出头的希望，但每天几万、几十万的开销却是真金白银的；若就此“止损”，既心有不甘，很多事情也不是能够一走了之的。

　　在某种意义上，职业化1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嫁接足球的历史，而资本求欢足球，曾经浪漫也曾经甜蜜过。但就像一把双刃剑，蜂拥而来的资本一度在从来贫瘠的中国足球土壤上营造了看起来不那么真实的奢华，比如那一个个金牌球市，比如曾被引为时尚的上海滩“德比大战”。同时又植下了假球、赌球、黑哨、官哨、暴力和派系等恶之花，最终葬送了中国足球的明天，也让资本陷入了困境。

　　这次资本悍然发动向权力挑战的“革命”，说到底只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径。遗憾的是，突围很难，更可能产生鱼死网破的双败结局。

　　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三阶段：产品、商品和资本

　　大致划分，中国职业足球经历了产品、商品和资本三个阶段。

　　在产品阶段，投资者追求的是企业或产品的广告效应。早在1984年，最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广东企业家就敏锐地发现了足球这个大众情人的广告价值，广州白云制药厂出资16万元取得了广州队的冠名权。10年后，当职业化改革风起云涌时，另一家明星企业广州太阳神公司拍出200万，从市体委手中取得了广州队的控股权。那时的广州队还是国内强队，那时的足球还处于人人追捧的燃情岁月，投资或投机足球具有极高的回报率，广东健力宝公司因出资几百万美元资助中国少年队远赴巴西留学，一举奠定了中国运动饮料第一品牌的江湖地位。

　　追求眼球效应只是资本染指足球的一次试水行动，当职业化改革释放了中国足球压抑数十年的能量，令足球热迅速燎原整个中国大地，出现了从政府高官到平头百姓，从权威媒体到街头巷尾人人争说甲A的盛况时，资本也跟着加大了投入力度，追求的目标开始不只是广告效应了，职业足球从此进入了商品阶段。

　　在此阶段，足球经营从几百万的手工作坊升级为几千万的工厂化大生产，教练球员的收入呈几何级数暴涨，内梅切克那样的世界二流明星取代了马麦罗之类的廉价外援，同时像曼联、AC米兰等世界顶级球队也频频造访中国。

　　这一切营造了中国足球好大的一个泡沫，但这正是老板们所乐见和期望的。不是有“老百姓都关心的事就是大事”这一官场原则吗？既然足球那么热，俨然已经成为城市的“名片”，那么政府向那些经营足球的企业实行某种政策倾斜就很正常了。从执行优惠税率到批租黄金地皮，从允许进入某些限制性行业到给予上市额度。拥有了这些最稀缺的经济资源，一些投资足球的企业就此做大做强。

　　足球成了寻租的工具、暴发的魔戒，于是很多企业想方设法寻求进入的门路。当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争当甲A联赛主冠名商，彼此轮番抬价，甚至不惜闹上法庭，而TOM.COM主冠名商当不成，当个副冠名商也很满足。这样的盛况，与现在不少长期的商业合作伙伴也争相闹退出的萧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也就三四年的光景吧。

　　徐明——将职业足球导入资本时代

　　不过，退出潮中也有一些“反潮流”的英雄，比如大连实德老板徐明。1999年，实德以1.2亿的价码接盘大连万达俱乐部，其时中国足球大环境已经很严酷了，徐明却公开宣称，只有傻瓜才会不赚钱。徐明不是一个足球专家，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球迷，但他对中国足球的信心并非只是基于某种大而无当的理念，事实上他开创了投资足球的新赢利模式——把职业足球导入了资本时代。

　　徐明模式的基本流程是，收购那些债务累累、濒临破产，或后台老板已经不堪重负的俱乐部，然后进行注资重组，经过包装后再转手倒卖。

　　2002年，徐明开始了他的实践，以区区400万的代价买下了四川全兴俱乐部的全部股权，这个价格甚至还不及队中马明宇、黎兵等球星的个人身价。1年后，被公认为降级大热门的川军取得了末代甲A第8名的好成绩，保住了参加来年首届中超联赛的资格。有人说，光这张牌照就不下4000万，何况队中还有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赵旭日、冯潇霆等年轻国脚。

　　徐明的实践似乎证明，投资足球不仅不是天然赔钱的，更是可以赚大钱的。首战告捷后，徐明酝酿实施更大的足球帝国计划：一方面，他盯上了球员资产优良、却受制于体制缺位和资金拮据的辽宁、八一两大俱乐部；另一方面，他着手进行内部重组，将原来作为梯队培养的实德二队、三队注册成独立的法人俱乐部，参加二、三级联赛。

　　在徐明的如意算盘中，只需要两、三年，他就将拥有约6支顶级球队，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也将是他左右中超命脉的重磅筹码。

　　足协政策下俱乐部的资本困境

　　然而，徐明的赢利模式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竞赛的基础上，也不能为从国际足联到中国足协的一切行业管理机构所认可。2003年，足协联手重庆力帆等俱乐部大力围剿实德系，从大河到太平洋再到冠城，几经折腾川足才算注册成功；但声讨实德系的口水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令实德承受了极大的道德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实德的公信力。以至现在徐明“革命”了，仍被称为“污点革命家”。

　　到了2003年底，足协更紧急出台了俱乐部股权转让暂行办法，在法律政策上阻止实德对辽宁和八一的收购，并明确要求实德必须剥离与赛德隆(原二队)和三德(原三队)的产权关系，否则不给这两队参加中甲联赛的许可证。

　　至此，徐明的资本运作模式失去了基本的操作空间。也正因此，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现代队罢赛，平素与国安俱乐部并无交情的徐明却冲到了反足协联盟的最前头，并提出了极为激进的踢开足协闹革命的纲领性方案。其实徐明与足协的“战争”早就开始也从未休战过。在徐明看来，足协的大权独揽和昏庸执政，堵死了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空间。因此，俱乐部必须从足协那里夺回与资本所有权对应的联赛管理、经营和分配权。

　　资本，永远都具有两面性。在日益市场化的足球世界里，对资本的渴望与恐惧，同样是足球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永恒话题。每一个俱乐部都在呼吁，中国足协应该成为规则的制订者而非执行者，但是，摆在足协面前的真正难题是，如何成为规则背后那只超越资本的大手？

　　现在，中国职业足球面临的困局是：追求广告效应的产品经济难以创造足够的利润，远远不能满足资本大鳄的胃口；以交换或寻租为赢利模式的商品经济，迫于足球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也渐渐失去了魅力，政府经常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而徐明式、张海式的资本运作，既难以绕开政策障碍，也容易造成自身的资金链的断裂。

　　——似乎，哪条路都走不赢。当然地，中国足球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从资本到体制，从管理到到品牌，从诚信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