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访周天勇_新闻中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访周天勇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01日13:30 人民网

张立栋　　记者：中国未来若干年中增长、就业和物价三大宏观经济指标到底为多少合适？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争论，并有不同看法的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天勇：我认为，需要从可能和需要、供给与需求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较为客观的思考。　　GDP年增长率应当在9％左右　　记者：中国1950－1978年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6％。除了1989年前后和亚洲金融风暴等特殊时期，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其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型期间，一般都以7％以上，平均为8％的速度高速增长了40－50年。目前，我国周边印度、越南、泰国，甚至新加坡等国家的增长速度都比较高。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格局看，一个年增长7％以下的中低增长速度，对中国承接世界性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加强国际竞争力及和平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中国在今后15－2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到底为多少合适呢？　　周天勇：从可能和供给方面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近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巨额闲置和半闲置劳动资源将得以较为充分利用），个人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按经济成长阶段的每千人企业拥有数量，中国今后每年应当有几百万个中小企业诞生，除了解决劳动力转移、新增就业和下岗再就业外，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可增加服务供给、推动技术的扩散、为大中企业配套和增强经济活力），劳动力便宜和密集丰富的优势（按照汇率计算，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劳动力平均工资的1．40左右，20年仍然是1．15左右），教育、知识和技术的进展（人力资本规模巨大，15年后，大学毕业生将达到适龄青年的40％），产业的技术和结构升级（规模化、标准化、技术扩散和普及、附加值提高和质量提高等）等等，将给国民经济形成年增长8％－10％的推动力。　　从需求看，首先，国内13亿往15亿增长的人口，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使得建立任何一种工业，在国内都有回旋的内需余地。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创新，任何一种适应新消费需要的工业都有着其巨大的需求市场，这使得国内产业有着不断升级的需求条件。而从劳动力就业对增长的需要看，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1000万以上；每年新增城市劳动力和由于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就业和再就业，也在1000万以上；另外，目前积累的城镇失业人员保守估计，可能为3000万人以内，10年消化，每年也需要3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未来10－15年，每年将需要2400万个工作岗位。年GDP增长7％，即使在结构向就业倾斜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就业和吃饭速度的问题。当GDP增长7％以下时，就业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记者：按照您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中国未来10－15年中，年GDP增长速度应当在8％以上，9％左右，10％以内较为合适。　　周天勇：是这样，当年GDP增长8％以下时，特别是7％以下时，应当防止经济过冷；当超过10％时，应当采取收缩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国民经济过热。　　将49％的城镇人口从业率逐年调升到54％的水平　　周天勇：中国目前统计城镇的失业率，没有包括下岗但没有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没有包括学校毕业失业在家但没有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的，也没有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来没有找到工作的。因此，无法从统计的数据上比较中国城镇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美国近年的失业率为5．6％左右，欧盟国家的失业率为7％－9％，发展中国家失业率一般为9％－13％。显然，目前中国公布的城镇失业率，是一个不反映实际情况的指标。　　但是，可以从城镇人口从业率推算城镇失业率。即在各种国有、集体和外资单位就业的劳动力，加上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就业的劳动力，除以城镇总人口。1990年时的城镇人口从业率为56．44％，2003年下降为48．95％，与1990年城镇人口从业率最高时期相差7．5个百分点，也即按照1990年的城镇人口从业水平，2003年城镇应该就业而没有就业的有3928万人。　　记者：那么，城镇人口从业率究竟为多少合适呢？　　周天勇：考虑中国人口的独生子女、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较为年轻等因素，并除去城镇自愿失业人口，城镇人口从业率我认为至少应当为54％（日本的人口从业率为54％）。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2003年的52376万城镇人口，不正常的劳动力在家率为5％，推算城镇失业人口可能达2620万人，城镇真实的失业率保守估计为13．3％。　　失业率统计上的一个难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一部分找到工作了，一部分没有找到工作；没有找到工作的，一部分回到农村的劳动力不能得其充分利用，一部分可能滞留在城市中，形成游荡的无业人员。而他们许多从业的，在就业统计上，算做了城镇就业的劳动力。因此，实际的城镇失业率，要比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推算的要大一些，特别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据此漏估计的城镇失业人口将会越来越多。　　如果城镇失业率不能较为真实地统计，在技术和观念上有较大的难度，我以为取城镇人口从业率来考察城镇的失业问题较为客观。并且，理想的城镇人口从业率虽然为54％，但是，一两年之内将城镇人口从业率上调到这个水平，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此，促进城镇就业方面，2005年经过努力使49％的城镇人口从业率不再继续下降，从“十一五开始，每年上调0．5个百分点，通过10年时间，将中国的城镇人口从业率调升到54％的水平，这时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估计为5％左右。　　消费物价水平不宜低迷，控制在5％以内　　记者：人们一般比较关心物价的上涨幅度，希望少涨价或者不涨价，但事实却是消费物价一直比较走高。　　周天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处于结构转型和高速增长时期，消费物价水平的控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能相比，即不可能将物价上涨水平控制在2％－3％范围。物价过于低迷，因厂商开工不足和微利及亏损，实际会给银行转嫁大量的坏账，并导致就业机会扩张的困难，对于国民经济并没有多少好处。　　中国物价不可能太低的原因在于：一是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需要一定的物价上涨形成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利润去消化。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如果积累过多，容易以货币急剧贬值的方式，进而以金融风暴的形式极端地加以解决。在财政没有大量的资金流入金融体系中核销不良资产时，以往形成的不良资产，一方面，通过货币温和贬值的方式，逐步使原有账面的货币值与经济生活中由于亏损减少的实际资产值相适应；另一方面，在非常严格控制金融体系不再发生新的不良资产的同时，依靠经济发展使金融体系中良性资产比例上升、不良资产比例逐步下降，从而靠时间和发展来消化不良资产。因此，中国需要一定的不高于5％的温和的物价上升来逐步地消化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而避免将物价控制得太低，使不良资产无法消解，积累更大的风险。　　二是由于土地资源相对稀缺，人口众多，而农业劳动力价格随着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由此而形成的连带结果就是农业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当然，降低农业产品成本的有效途径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这取决于城镇不断增长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和容纳的能力）。有的学者认为，要稳定农业产品价格，以稳定整个消费品价格水平。但是，往往稳定农业产品价格工作做的较好的年份，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时期。有时，农产品价格上升形成的对农民的国民收入分配，可能要多于政府对农民增加的投入。所以，农业产品一定幅度的涨价，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利的事情。相反，农业大丰收，农民农业产品难卖，往往是农民减收的年份。因此，我认为，在消费价格上升的空间中，还要给农业产品逐年温和涨价一定的空间。　　三是在消费物价的上涨中，还要考虑国内外成本上升的推动部分。从国内看，在经济生活中，每年设立当时的最低工资水平，增加劳动者的各种保障，特别是增加农民的一些保障，土地征用补偿的提高，拆迁成本加大，都要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而从国外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石油需求的强劲增势，石油需求不断增加，而石油又是不可再生资源，从其供给长期看无疑是稀缺产品，其价格会不断上升。这也将推动国内有关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成本转移性上涨，并对物价总水平形成综合性的推动。　　因此，我认为，消费物价水平应当控制在年增长5％的水平以内，物价低迷不利于金融体系风险的逐步化解，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容纳工资及社会保障成本，更不利于应付世界性的石油价格上涨。但是，我也认为，如果消费物价超过5％时，应当采取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免使通货膨胀过于严重。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