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行乞欲“禁”还休 政府展现执政新风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 李杨）“当啷”一声，在走调的二胡琴声中，一枚硬币落入铁盒。

　　首都北京最繁华的地区——王府井地铁通道里，双目失明的王仙奇坐在几块砖头搭起的“板凳”上很投入地拉着一把破旧的二胡。他的面前摆着一个破铁皮盒子，里面散落着一些零钱，总共也超不过10块钱。王仙奇可以踏踏实实地坐在这里卖艺了。因为北京的城市管理者上个月刚刚打消了限制乞讨的想法，决定暂不划定“禁讨区”。这一决定被当地媒体评价为“明智、正确和合乎逻辑的政府立场”。

　　然而，北京市的这一决定是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做出的。去年底起草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规定，禁止在首都的车站出入口、车站和列车内乞讨、卖艺。文件一经公布就引起激烈争论。其结果，这座知识分子聚集的文化之都，最终宽容了乞丐这一边缘群体。

　　当然，与国外很多城市一样，广州、南京、成都、珠海等十几个中国城市的管理者选择了划定“禁讨区”的方式。尽管市政部门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们还是不得不面对公众的质问，以至于广州市市长公开设立流浪乞讨重点管理区域为的是遏制那些职业化乞讨行为，不会妨碍对真正需要救助的人采取救助行动。

　　乞讨者，这一自古有之的群体，确实令中国的官员们感到十分棘手：他们一方面有责任维护城市光鲜亮丽的市容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哪怕是那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流浪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后中国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救助管理”办法，是城市乞丐激增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农民到城市流浪乞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农村的贫困。

　　离王仙奇不远，脖子上长有巨大肿瘤的一位中年妇女衣冠不整，蜷缩在角落里。几米之外，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手中摇晃着空碗迷茫地望着路人。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看上去像是她的家长，在一旁面无愧色地等待着孩子的“收获”。

　　如何对待城市里存在的这种乞讨现象，近段时间以来在中国成了人们争论的热门话题。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行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乞讨权、流浪权也应该像其他人权一样受到尊重。“乞讨者向路人伸出脏手是令人厌恶的，但招人讨厌并不是罪与非罪的依据，”清华大学教授卢风说，“如果我们依照法律办事，不随意剥夺公民的权利，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虽不是一个很富裕的社会，但一定是个文明的社会。”而辩论的另一方，则从揭露目前乞丐的有组织、职业化入手，强调只有生活无着的人才具有行乞的合理性，而有组织、职业化的乞丐，有违于行乞求生的本意，是为了不劳而获的一己私利而给城市增添了污浊感，应该加强治理。

　　《羊城晚报》指出，“禁讨区”的设立，与“禁烟区”“禁车区”“禁卖区”一样，只是一种城市管理方式，认为乞丐在享有流浪乞讨权利的同时，同样有义务让渡一部分私权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就在各个城市的管理者面对日益增多的乞丐而“左右为难”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站了出来。在10月27日结束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提请审议。草案规定，组织、胁迫、诱骗、租借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乞讨或者变相乞讨钱财的将被拘留和罚款。

　　立法学专家指出，该法试图区分乞讨行为的罪与非罪，并把罪的部分用法律方式加以禁止，从而可能使城市管理者摆脱“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

　　尽管如何对待乞讨者社会各界仍意见不一，但大家却不约而同地对城市管理者表现出的“犹豫”态度表示赞赏，因为管理者已经把善良和人性作为一个衡量尺度，而公众则开始把如何对待弱者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其实，政府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学习执政，正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反映，”李曙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