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不法侵害时，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更多地走上了上访之路。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环境监理支队曾接到过7400件关于污染问题的投诉，其中起码有10％以上完全符合诉讼条件，然而进行司法咨询的不过12件，最后真正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一起也没有。其他省市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全力推进法治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为什么广大群众信“访”不信“法”呢？
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和“官本位”观念作怪，但这不是根源所在。一些地方的群众之所以信“访”不信“法”，其根源在于那里现实生活中的权大于法怪象，是行政权力过分膨胀和强大，而司法权力相对势微的直接结果。
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我国治国方略的转变，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并将其确立为宪法原则，大力推进了法治进程。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还有许多欠缺，因此，行政本位、地方本位思想在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和领导那里还颇有市场，以党代政、以政代法、权大于法现象时有发生。对涉及地方利益或由地方政府作出决策的争议和纠纷，一些地方政府要么指示司法机关不予立案，要么要求司法机关拖着不办，要么公然无视法律尊严和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而法院又对当地政府的指示无可奈何，只能逆来顺受，不折不扣地照办。到头来农民对法律所抱的希望逐个破灭，最终对法律失望，转而走上信访之路。
近来见诸媒体的许多事件就足以证明上述现象的普遍存在。在山西，“良知会计”王胜利蒙冤240天，当地法院、检察院不仅不积极受理他的国家赔偿请求，在运城中级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后，司法机关还相互扯皮，非要县长签字才予支付赔偿金，当事人不得不走上“信访”县长之路。而同在山西，一场“民告官”的宅基地纠纷案却让53岁的卫明亮陷入了与县政府打官司的“无限轮回”之中。（10月27、28日《山西青年报》）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所有这些，都让农民看到了一些地方行政权的无所不能和司法权的难以作为，农民信“访”不信“法”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笔者看来，要彻底扭转在农民中已经形成的信“访”不信“法”思想倾向，严格依法行政，建立行政问责制，加大行政违法成本，使政府和官员不敢违法决定，不敢越权干预。同时，改革司法体制，树立司法权威，切实消除权大于法的土壤，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最终信“法”不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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