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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教授引发的对国企改革的质疑风波日渐平息。郎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尽管暴露出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却得到了普通民众更热烈的欢呼。主流“精英们”斥责舆论环境的恶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无知的“群氓”。这是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的首次失态。至此，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
1992年之后，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长期养尊处优的主流经济学，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失态，表明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特权危机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而对此他们却束手无策。
既然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是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大众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普遍剥夺感在大众中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软肋：“主流”的精英主义危机。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或不敢讲出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地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智力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
(原载《南风窗》2004年11月上期，作者袁剑，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