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健
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
曾担任过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孙鸿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院士们做咨询报告，最担心的就是，一份报告做好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孙鸿烈说，任何一份咨询报告，都是院士精心挑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都要院士们花费大量心血，通过调研才能形成。比如一份《关于缓解黄河断流的对策与建议》的咨询报告，40多名专家用了几个月时间才完成，一份《关于青藏铁路建设与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的咨询报告，也是近20名专家用了近半年时间完成的。“我们付出了精力，希望能有人给我们一个说法。”
虽然不少咨询报告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批示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得到任何说法。孙鸿烈担忧地说，“这种现象的存在，将会严重影响院士对国家决策做咨询报告的积极性”。
对此，孙鸿烈建议，对于院士咨询，应该建立一个类似“问责”的制度。他解释，这种“问责”制度，应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问责”制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咨询报告提交起就应该建立起来，对一份报告形成一个完整的追踪。比如，报告最先被送到了哪个部门，得到了哪个领导人的关注和批示，随后又将被送到哪个相关的职能部门，这些具体的职能部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结论等等，“如果能将这些情况通过文字的形式，不断反馈到做咨询报告的院士手里，那就太好了”。
另一方面，咨询报告直接关联的具体职能部门，必须对咨询报告进行研究形成结论，并对报告的可行性提出意见。“院士提出的咨询报告，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报告涉及到的部门，必须要向有关院士说明他们采纳咨询意见与否的原因。”
“院士是个很高的荣誉，对国家重大决策进行咨询，是院士的一项主要职责。虽然没有强制每个院士都必须做咨询报告，可是很多院士都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采取措施，让院士们的这种热情继续保持下去！”孙鸿烈说。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