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还能够存在多久？

　　网友：程计山 由于我国各地的方言而造成的人们在交流中的不便，因此为了维护语言的统一而加强推广普通话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普通话的推广过程之中，会不会导致我国各地的方言因此而受到冲击？由此带来的问题就在于：我国的方言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交流？其次，随着普通话的逐步普及，方言还能够存在多久呢？

　　语言分为书面与口头两种形式。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书同形、车同轨”的强制政策，从而使得汉字的书写得到了一致。固然，从形式上看，是秦始皇的法制统一了文字；但是，我认为，文字实际上的、相对的统一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中已经完成了。古代文化思想最为活跃、繁荣昌盛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书同形”，但是各个国家文字上的差别并没有影响到诸子百家的争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映了诸子百家争论的激烈程度；而能够做到激烈争论的前提就是能够明白对方的观点，看懂对方的文字。我不想否认秦始皇统一文字在我国多民族国家中政令得以畅通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我只是想说：从前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这一历史现象可以看出，法律未强制规定“文同形”，但也并没有影响到人们使用文字进行交流；相反，正是人们为了更好地交流、争论，使得文字能够大体上接近，为最后完全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字交流才是促进了文字的统一动力，文字的统一是一种随着人们对文字的需要自然而然的过程。

　　与书面语言中的“文同形”相对应的应当是口头语言中的“话同声”。我认为，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由于有了文字的统一，虽然我国古代社会没有规定“话同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人们口头的交流。比如，封建时代的官员来自全国各地，并且还实行了任职地域回避制度，但是官员来自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做官，官员是否能够很好地治理地方并没有受到不同地方方言的影响。官员尤其是州、县官这些基层的官员，必然地要和任职地的百姓们以及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官员们之间进行口头上的交流；并且，一般而言，高级官员往往都是从州、县官开始任职的。比如被康熙皇皇帝称为“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他的家乡在山西，初任知县在广西，我想两地的方言肯定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并没有对他做官形成障碍。即便是官员刚刚到了任职地可能会因为语言上的障碍而交流不便；但为了满足自己能够当官、能够当好官的需要，自然而然地会学习当地的方言，从而克服因不同方言而带来的交流上的困难，方言并不是人们交流的障碍。

　　如果说古代由于人口流动较少，方言带来交流上的困难不太明显，可能会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大范围流动时的交流，那么说即使是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以勤劳、智慧、能够吃苦而闻名的温州人为例，方言并不会当然地成为与外人进行交流的障碍。应当说，温州人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温州人的足迹遍及全国，说明温州的方言并没有成为温州人到全国各地经商的障碍，没有影响到温州人与全国任何地方人的口头交流。因此，正是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温州人不得不“入乡随俗”，克服方言带来的不便，能够持不同方言的人们用语言进行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创造出了丰富多采的汉族文化。在汉文化中，地方戏剧与各地的各歌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许多地方戏剧与民歌已经打破了地域性的限制，流行全国各地乃至于构成了世界知名的剧种，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在地方戏剧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各地的方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方言往往成为这些戏剧特点的集中体现。比如，惋转悠扬的越剧，高昂激亢的秦腔，方言不仅是产生这些戏剧的源泉，同时方言集中地体现了这些戏剧的一些特点。被称为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祝》除了故事本身，腔调优美的唱腔对于爱情悲剧的表现也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方言，我国会有这样丰富的戏剧文化吗？

　　语言作为人类一切文明的载体，作为一个国家与民族文明的基础。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也好，它的文化需要统一性；但同时，还应当具有多样性。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区别之一在于，口头语言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它的特点表现为随意性；而书面语言更侧重于官方的行为与人们经营中的正式活动，它的特点多表现为规范性。因此，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在规范性的要求不同，它对于规范性的要求并不太高，只要满足人们一般地交流的需要就能够实现它在人们社会活动中的价值。因此，如果说书面语言因需要具备较强的规范性而侧重于表现为统一性的话，那么说口头语言因具备较多的随意性而应当侧重于表现为多样性。方言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重之一，同时其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绝大部分，应当在能够起到不同地域的人们交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它的多样性。

　　人做为一种特殊的动物，往往并不仅仅满足于生存、生活的需要；同时，追求时尚也是人们的需求之一。而语言做为一个人的最为直接的形象，时尚自身为语言的统一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如同外语成为显示一个人的能力、水平时，有的人为了追赶时尚，说话时往往会“不经意”地冒出几句外语、几个单词一样，有的人为了赶时髦在说话时发音已经完全与普通话相同，没有丝毫地方的口音；再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广州、深圳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使得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粵语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的语言，许多喜欢追求时尚的人们在自己说话的时候以说粵语或者夹杂着粵语的口音为荣。因此，由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已经为语言的统一提供了自然的动力，再加上人们追逐时尚的需求，语言的统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形成。

　　“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在一个汉民族这个大家庭之内，由于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影响，在一个民族之内同样地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带有浓郁色彩的方言。在人们的交流过程中，人们首先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一个人的语音往往能够最直接、最形象地反映出他所在的地域以及地域的特色，人只要一说话，别人就会知道他的故乡在哪里；同时，通过方言，人们往往就会对地域内的风土人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无论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人们追逐时尚的动机，在促进语言的统一时，对于体现语言多样性的方言无疑会起到一种破坏性的作用，甚至于危机到一些方言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一些城市的建筑越来越多地注重高楼大厦与宽广的马路，从而使得大多数的城市具有了统一性而破坏了城市建筑的个性已经受到了一些人的疑惑，因为当城市因为趋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特色时，人们再不能凭借建筑的特色判断这是此市而非彼市了。与从表面上体现一个城市的特色一样，城市所在地区的方言是城市的又一特色，因为其他人接触该市的人时，从人们的语言就可以判断出这是在此市而非彼市。但是，因为语言的多样性逐步被破坏的时候，不同的城市所说的语言也越来越趋同于普通话了。我想，如果说城市的建筑的趋同于高楼大厦而使得城市从形式上失去自身特色，那么，语言趋同于普通话则在一定程度上从内涵上使得各个城市失去了其特色。

　　一个社会为了语音上的统一需要寻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将原本是多种方言之一的北方的方言设置成为普通话而予以推广也仅仅是一种人为的选择而已。但同时还应当看到，汉语的各具特色的方言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从而为形成我国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组成的；而一代人即承接着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又肩负着将前人的文化遗产重新继承、创新以传之后人的责任。如果说，在我们这几代人之后，汉语中仅仅剩下了普通话一种；而从事语音学的专家、学者由于语音的统一而消失之后，我们的后人会不会为此而感到遗憾呢？换言之，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有愧子孙后呢？

　　应当看到，在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应当是建立在前人的文化基础之上逐步发展的，而并非对于前人文化的完全扬弃；同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它不能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显然，语言作为现代化的文化基础之一，在强调语言的统一性的同时还应当兼顾对保留传、发展了数千年的方言，即保护汉语语言的多样性。但是，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因此，无论是人们出于种种的目的自觉地说普通话，还是因为国家的推广而说普通话，对于普通话的推广只能是越来越快，对于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并不用担心。反而，值得担心的应当是：在普通话得到推广的同时，经过了漫长历史形成的方言还能够存在多久呢？宪法中将推广普通话作为维护汉语统一性的一项规定，而作为汉语多样性的方言自身能够长期地发展、生存怎么才能够得到维护呢？缺少了汉语多样性，还能够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么？

　　留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