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诞生二十多年后，《雷雨》问世了。作者曹禺当时名不见经传。可就是这位从天津走出的后起之秀，对中国话剧创作起到了拨斜归正的历史性作用，把年轻的中国话剧引向了成熟。
早期话剧受到近代日本和欧洲戏剧特别是易卜生的影响，严肃关注、积极反映社会问题，这是可贵的。可惜不少剧作者反映社会问题的创作方法并不符合戏剧创作的规律。他们是从“问题”实则只是某种概念性的思想出发来写戏的。根据解读“问题”的需要，拼凑或臆造出各式人物，让他们彼此之间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矛盾和冲突。选一两个适当的人物，由他们把作者力图灌输给观众的某种理念，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样写成的戏，一时也可能获得某种宣传效果，但戏剧的美学规律注定它们是不可能有真正魅力和长久生命力的。话剧创作因而停滞在比较幼稚的阶段。
剧本创作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只可能开始于剧作者从生活中获得的对客观事物丰富的直接印象，而不能开始于某种概念性的思想，曹禺就说，他在创作《雷雨》时“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在起首，逗起他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他“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人物’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
蘩漪最早的生活原型是曹禺在天津读书时一个很要好同学的婶婶.听说她跟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曹禺很同情她，因为他知道那个同学“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曹禺同志谈剧作》）。由此他又联想到在生活中曾接触过的这样的女人。她们“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开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剧作家充分依靠自己直接、间接的生活经验，发挥创造性的想像力，运用“回溯深入”的能力，推知人物的过去，预测其未来，合情合理地把握了人物的命运。至此，被作者取名为“蘩漪”的这一独特的封建资产阶级家庭的叛逆女性形象就出世了。周冲的身上显然有着曹禺自己的影子，寄寓着他的爱和恨，肯定和否定。作者说他“原是可喜的性格”，“可是现实的铁锤却一次一次地敲碎他的天真美梦”，让他“偏偏简短而痛楚地消逝”。剧作家不禁为之喊出“这确是太残忍的了”。
进一步剧作家又引出其他一连串相关的人物和行动。其中应着重说的是周朴园———一个具有专制、自私、伪善性格，有着浓厚封建性的典型形象。他的塑造成功同样源于作者“生活的富裕”（黑格尔语），即生活经验的丰富。包括目睹、耳闻、感受到的对他父亲及他父亲交往的那些军阀、官僚、寓公的所作所为，还有当时社会上有的资本家为发昧心财故意害死众多工人的真事，等等。
周公馆内外的八个人物，组成了完整统一的艺术形象体系，构建起一个复杂交错的，相互抵牾、彼此相克的戏剧冲突网络，通力演出一幕旧家庭、旧制度摧残人性、绝灭人伦、扼杀个性解放的人间惨剧。这当中自然而然地隐喻了、渗透了恩格斯所说的“作者的见解”或曰“倾向”。这样写戏的路子才是符合戏剧美学规律的一条正道。以此来拨斜归正，就奠定了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基础，也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无可争辩的领衔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