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院长嫖娼辞职与我们的道德重建

　　编者按：

　　我们无意就“教授嫖娼辞职”事件做出具体的道德评价（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组织这个评论专题，我们的本意在于探讨人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鉴于一个人的特定身份，他必须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同时，社会公众的期望是什么，而这种期望又该如何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

　　我们相信这种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界定清楚，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而这，正是一个社会走向和谐的根本条件。

　　当今社会道德的普遍丧失，不仅表现在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居然会去嫖娼，而且还表现在社会对这种行为无原则的宽容中。我看了一下网上留言，发现不乏对陆表示同情的人。有的认为陆“只是虚伪的道德标准的牺牲品”，还有的认为“因嫖娼而辞职是教育事业的损失”，最过分的当属这样一条留言了：“他毕竟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强奸女学生，只是嫖娼呀……”

　　不知为什么，中国的事情总是在矫枉过正。在“狠斗私字一闪念”被否定之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又来到了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如果没有道德约束，是很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即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惜做出损害他人的事。这一点我们已经从身边防不胜防的假冒伪劣商品及弥散性的腐败中痛切感受到了。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下一步必然是全民陷入“囚徒困境”：谁遵守道德谁吃亏，大家都去做坏人。

　　对重建道德的呼吁嗤之以鼻的人总喜欢引用“斯密信条”———追求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终会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改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亚当·斯密提出这一信条的大背景是欧洲当时正处于基督教道德被普遍尊重的社会氛围之中。“斯密信条”一个隐含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是以尊重而不是践踏道德为先决条件的。如果不尊重道德，那么追求自利就不会增加社会整体福利，最终也会损害个人的福利。

　　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精英阶层必须有所担当，表现出道德主动性。什么是精英？在我看来就是那些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地位，其行为对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有着强烈影响的人。精英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对其他人有着强烈的辐射力，并且能够运用手中掌控的资源和权力去左右别人。比如陆德明，作为“知名经济学家”，他的行为对公众有着相当大的非强制性影响力，作为“院长和教授”，他也有强制别人的权力。如果他可以嫖娼，那么他的学生就很可能会认为，嫖娼或者卖淫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

　　按照哈耶克的理论，道德作为一种“未阐明的规则”，它的变化总是从个体层面上开始启动的：一些人采取了新道德，他有可能取得成功并被别人学习和模仿，如此一来，道德就被部分地更新了，这种更新的逐渐积累将导致道德的自然演进，最终使新道德占据主流。我之所以强调精英阶层要“表现出道德主动性”，就是因为他们通常是别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单靠精英们的自律是不够的。精英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弱点。因此社会就必须对他们提出更高的标准，看管得更严。如果是一个普通公民嫖娼，派出所对他罚一点款就可以了，但陆德明嫖娼，复旦就必须对他严肃处理，不能让他再继续担任教职或领导职务。这一点在国外也是一样：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有婚外性行为，那是他的个人隐私，别人无权置喙；克林顿有婚外性行为，就要受到舆论的强烈批评乃至国会的弹劾，就是这个道理。“狗仔队”虽然被公众人物强烈反感，但他们水银泻地般的严密“监视”，也确实使精英们不敢轻易逾越道德底线。

　　从重建道德的角度来看，陆德明院长因嫖娼而辞职就是一种善！它传递的信号是：嫖娼是不对的，是不能模仿的。这和广东河源市委副书记卢建中在嫖娼行为东窗事发之后，令部下集资“摆平”的行径相比，总还是要高尚一些，知耻近乎勇嘛。因此，我最后愿意借用一位网友的话对陆的善后举动表示赞许：勇于辞职，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