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潮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会计卞中正在北京接受审判。卞中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涉嫌贪污1262万元、挪用公款2亿元。计较一下职业身份，卞中不过是个科级以下的普通干部，属于低层国家公职人员，在旧时只能算个“小吏”，但就是这个小吏，最终成了大贪。
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在于卞中案并非个案——仅仅在北京，今年以来的就可以开列一份不能算短的黑名单：非法侵吞、骗取所在单位687万余元公款而被判无期徒刑的李建国，挪用过亿元资金而被判死刑的宋丈艾，等等。当个案发展成类的现象时，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
近年来，关于如何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我们都听得多了。如果说，“一把手”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担负的重大责任，决定了他们具有很大的权力，使监督成为难中之难的话，那么对诸如卞中这种没“品”的“小吏”的监督，如何也到了难以开展的地步？卞中如此之长的犯罪时间、如此之巨的犯罪金额，是什么原因导致案发前没有被察觉呢？
对“一把手”，人们往往有监督的本能，慕绥新一身名牌见记者，马上被人估算了“行头”的价值；对“小吏”，人们却往往难起这样的“疑心”。但就监督的难易程度而言，对“小吏”的则远没有像对“一把手”的那么复杂，对后者，一般是监督不了，制度在他那里不起作用；对前者，则是制度可以起作用却在实际中出现了缺位或者疏于运用。基金委成立后的前14年竟然没有内部审计，爆出惊天大案又有什么出奇的呢？
“一把手”落马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要比“小吏”落网大得多，但是就经济损失而言，由“小吏”们造成的累计起来未必就会逊色。以卞中为代表的“小吏大贪”，实实在在地给我们上了一课。它至少告诉我们，在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同时，决不能忽略“小吏”这个不那么起眼的“角落”。另外，从逻辑上看，如果连对“小吏”的监督都如此缺位，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有了侈谈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