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想主义的困境 中华书局之变

　　本报记者 冯玥

　　想起中华书局，脑子里浮现出的，一直还是位于王府井大街、与商务印书馆比邻而居的中华书局。喧嚣躁动的商业街上，两家中国历史最悠久、支撑了几代人文化脊梁的出版社，静静而立。想起来就让人觉得温暖平和。不远处，还有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早搬家了。”对方说。为了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赶快上网查。果然，网站上写得清楚，地址是“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距离原来王府井的地址10多公里。一位编辑后来告诉我，他们1997年刚搬来的时候，周边还是麦地。

　　“路口往进走大概三四百米。”一个路人告诉我。简陋的洗车铺、宾馆、小饭店、鞋城叫卖的大喇叭、手腕粗细的树，还有路边看相算命的小摊……这一切，和记忆里那些皇皇巨著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白瓷砖的外墙在来往车辆扬起的尘土里泛着灰色，像一张病后初愈的脸，只有那个著名的徽标给人一丝亲切。

　　创办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成立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教科书为主，后发展成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辞书和古籍。

　　1958年后，中华书局转变为以文史哲古籍整理及相关学术著作出版为主业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文》、《全唐诗》、《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华大藏经》、《永乐大典》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语言文字的经典文献和古籍整理图书。特别是历经20年时间，组织全国上百位专家学者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等丛书，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阳春白雪的中华书局也尴尬地遭遇着“使命”和“活命”的难题，图书销量下降，经营捉襟见肘。尽管从1982年开始，中华书局每年都享受着国家独一份的古籍出版专项补贴，然而，20多年未变的50万元，如今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1997年，中华书局新任总经理上任，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查看那段时间的新闻报道有点耸人听闻：“中华书局大张旗鼓杀入教辅书市场”、“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系列旅游读物”。

　　1996年至2001年的5年内，中华书局出书品种由177种一跃到437种。《中华时尚》杂志、《中华漫画选刊》、《高考专业填报指南》等与中华书局传统相去甚远的书刊，也纷纷横空出世。

　　结果如何呢？

　　“一下推出了近200种教辅图书，却根本不了解教辅书的市场规律。”一年前刚成立的中华书局市场部总监王军说，“一般情况下，教辅类图书每年六七月份就要订货、铺货到位，而我们的到9月还没出来。”

　　中华书局原有的图书发行渠道，更不适于此类书的经销。新的销售网络建不起来，于是就荒唐地出现了教辅类图书被发往古籍书店的情况。

　　一位已经调离的前中华书局编辑告诉记者，当时很多和经销商签的合同里，都没有相应的制约条款，比如完不成包销数怎么办，“那经销商当然什么数字都敢签”，于是有了《中华活页文选》订货码洋5000余万元的报道。但很快繁荣的“数字泡沫”破灭了，大批量的退货让中华书局不堪重负。

　　作为1998年重点书的《中华漫画选刊》，出了三期就草草结束了。

　　共计百余种的《中国旅游指南》和《世界旅游指南》，都是中华书局在2000年前后推出的重点图书。然而从英国AA出版公司引进版权的《世界旅游指南》翻译粗糙，质量不高；《中国旅游指南》中不少内容是从别处摘转而来，不是第一手资料，信息落后，甚至图文不符。

　　2000年中华书局还推出了“二十四史”简体横排本，全套63册，精装本定价近2000元。

　　“当时讨论的时候，内部反对意见非常大。”一位已经退休的编辑说，主要是对这部书的市场前景不看好。这位老编辑说，以《史记》为例，普通读者可能会看里面的“列传”“本纪”，而不会看“表”“书”等内容，再说，繁体字不能随意改成简体字，有很多会出现歧义。

　　“这样的书，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看，而一般读者也不可能去买，属于上下够不着。”再加上资金投入巨大，出书时间太紧，质量更是难以保证。然而众多的反对意见，都没有影响到最后的决策。

　　相反的，有些编辑一致看好的选题，却有中途夭折之忧。

　　1984年，王力先生以84岁高龄，应中华书局之约，编写一部古汉语字典，预计分四册，四年完成。后来先生因病谢世，未能完成，由几位高足继承先师遗志，分工继续编写。1999年，在这本字典最后定稿的过程中，时任总经理却以没有市场为由，不想出版。

　　“当时吵得不可开交。”一位编辑说：“商务印书馆一直很看好，一顺手就可以接过去。这真是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到别人锅里去。”

　　在众多编辑极力坚持下，《王力古汉语字典》终于在2000年6月问世，初版1万册，极受欢迎，不到一年重印，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现在已经成为中华书局《中华字典》、《中华成语词典》之外的当家字典之一。

　　按照中华书局一贯的传统，学术书稿一向是全稿审查，而且是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局委会三级审稿通过，才会签合同，纳入出版计划。而在那几年，有些书的出版合同仅凭一个题目或只看这个题目有多少资金支持就签订，根本不能保证书稿质量。甚至还有一些合同是在2003年该总经理调离后，其他局委会成员才知道的。

　　一位老编辑说：“不少学者尽管稿费低也愿意在‘中华’出书，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负责，品质有保证，中华书局的书代表着一种标准。而这样的短期短视行为，大大降低了中华书局的学术门槛。”

　　一位已经调离但仍称自己有“中华情结”的编辑，说到现在出版界的急功近利：“不错，‘中华’可能是十年磨一剑，但这把‘剑’可以用10年、20年，而不是三五个月就消失的气泡。”

　　无视文化品牌价值、独断专行、盲目决策带给中华书局的，不仅是巨额的债务、惊人的库存，更有精神上的混乱和传统的迷失。

　　几年内，共有38位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以上的骨干人员调离。一位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的宋史专家在离开时说：“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是没有用的，找不到价值，做的事得不到承认。”

　　用另一位编辑的话说：“那时候造成一种空气，赚不了钱的编辑都不是好编辑。”通过几次内部机构的调整，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编辑力量被压缩了。在当时的薪酬制度下，文化旅游中心和学生读物中心的人采取年薪制，而中华书局的一些老编审，收入要远少于这些部门的人。

　　曾在中华书局工作了18年的一位编辑说起离开时的心情，眼泪掉了下来：“就好像是背井离乡的感觉。”她说。

　　这位编辑说，中华书局一向是个文人气质很浓的地方，内敛、温文，虽然清贫，但内心的荣誉感让很多人可以坚守着这份“中华情结”。

　　她说，那一段中华书局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了“职务”的人不能参评职称，有人放弃了“职务”选择了“职称”，而从待遇上来说职务的更好。“这就是价值观不同，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对官位不那么看重。”

　　这样的价值观由来已久。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陆费逵邀请梁启超主编。在对股东会的报告中，陆费逵说，创办《大中华》“期于杂志世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实无穷也”。那样的气魄和胸怀，并非不追求盈利，否则，也不可能有陆费逵主持业务30年间，中华书局虽屡历困境终化险为夷，至1937年抗战前夕，在全国设分局40余处，沪港两地印刷厂职工达3000余人。

　　关键是，利从何来。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中华书局做的是“加法”，这一年多来，则一直在集中精力做“减法”。现任副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李岩认为，“知道什么应该做固然重要，但知道舍弃什么、什么不应该做更重要。”

　　编辑部门的设置，从过去的12个板块，压缩到现在的4个：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汉语工具书、大众文化读物、学生读物。

　　一年前，中华书局成立市场部，大概算是这个已有92年历史的老出版社表示重视市场、研究市场的一个姿态。

　　2003年12月1日，中华书局网站上刊登“拟重印图书目录读者征求意见稿”，不到10天，就收到读者来信近百封，对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目录中130余种市场上断档已10年以上的图书，大部分已经出现在2004年图书订货会中华书局的书单上。

　　“这是我们向读者和市场发出的信号。”李岩说：“这些书，始终是‘中华’的根基。”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