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汕尾市陆河县一届村委会两年“未完成”

　　汕尾一个客家村庄选战背后的乡村政治

　　能人治村的落幕和民主治理的开始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傅剑锋(除署名外)

　　一场一触即发差点酿成流血事件的乡村海选，一个原全国人大代表与一群村民间令地方政府头疼的斗智斗法，一起让广东省高级法院不得不个案监督、由海选引发并绵延至今的行政诉讼。这场乡村海选发生在两年前的广东汕尾市陆河县水唇镇吉龙村，一个客家村落，这是吉龙村的第二届村民自治委员会选举。

　　今年9月，在上一届村委会主任对新一届村委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县纪委对上一届的村委会班子经济问题的立案调查也同时展开。

　　而对村民来说，这一场海选的复杂却让他们看到了乡村政治的阳光与希望。

　　海选前夜风起云涌

　　千名外出经商者星夜回村

　　他们反对的彭文星是1989年—1999年以来吉龙村管理区的第一把手，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经令吉龙村人荣耀的一大能人

　　2002年10月12日，海选前一天的傍晚7点，选战前的火药味已随着十来辆忽然开进吉龙村的小车隐隐传来。

　　这些小车大都来自深圳，车主都是长年在深圳经商的吉龙村人。他们是为第二天的选举特意从三四百公里外赶回来的，他们的情绪有些激动，“彭文星想通过手段让我们放弃选举权，我就不放弃，我哪怕生意不做也要回来，我们的目标是选下彭文星，选出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新班子。”在深圳龙岗经商的吉龙村人彭水排回忆。

　　同样在深圳经商的吉龙村人彭少波忙完生意已经是晚上了，他也和另一支由十多辆小车组成的吉龙村人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深圳出发，赶回吉龙村已是10月13日凌晨2点。

　　“我们没有派别也没有恩怨，只要能把吉龙村搞好，谁当主任我都没意见。但村里人告诉我们，彭文星掌权后，村里越来越落后了，连条水泥路都不修，学校都成危房了，村里欠了一百多万元的债。我们心里难过啊，不能不赶回来和村里人一起选出个好班子。其实彭文星还是我家的亲戚，我小的时候他还很喜欢我。”彭少波说。

　　小村的人们被车声吵得一夜未睡安稳觉，天光放亮时，他们发现在村庄的宽敞地带，几乎都停满了从深圳、东莞、广州等地赶回来参选的小车，坊间传说当天回来的车应该有一百多辆。村选举委员会特意为这些从外地赶回来的吉龙人在村委会前设了个固定票箱，查阅计票档案发现，这个票箱的票数有千余票，也就是说大约有1000多名在外经商和打工的吉龙人为这场选举星夜兼程地赶了回来。

　　他们反对的彭文星是1989年—1999年以来吉龙村管理区的第一把手，1999年—2002年吉龙村第一届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8－2003年)，曾经令吉龙村人荣耀的一大能人。

　　按常规，外地的吉龙村人本来不必赶回，他们可以通过口头委托或书面委托家里人来履行选举权。所以，彭文星的反对派彭德模，就按选举法规定的时间在一个星期前派人到外地去收取委托书，“记得收了一大塑料袋”，彭德模回忆。这些委托书基本是反对彭文星继续当村委会主任的。到了10月12日选举前一天的下午，当时任选举委员会主任的彭文星忽然宣布，所有这些委托书全部无效，他依据的理由是《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委托手续应当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到村民选举委员会办理”，彭文星据此认为委托手续必须“到村民选举委员会”办理，在外地办理的都无效。

　　同样属于选举委员会委员的彭德模对此强烈反对，因为“按各村选举的惯例，书面委托都是可以的，彭文星的刁难，是为了砍掉那些反对他的外地选票。”

　　事情从水唇镇一直上报到了省民政厅。时任水唇镇镇委书记，现任陆河县纪委副书记的傅木洪回忆：“彭文星那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啊，我们就一级级上报，省民政厅对这个问题也答复不了，因为这是个法律歧义。后来我还是决定同意废除外地委托。下达废除通知的时候已经是10月12日傍晚五六点了，没想到这些在外地的吉龙村人会为了第二天能选下彭文星，二话不说地回来了。这只能说明彭文星当村干部确实当得太失败太不得民心了。”

　　不只是吉龙村本地村民，陆河县政府和水唇镇政府也早已被这场即将发生的选战折腾良久。

　　2002年后，村民对彭文星的经济问题议论越来越大，已经被海选出来的村民代表强烈要求直接去查账。“我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就请县审计局来审计。”彭文星说。

　　陆河县审计局从2002年5月一直审计到6月。2002年9月2日上午，时任陆河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黄爱珍和审计局正副局长公布了审计结果：在1999年至2002年彭文星任村委会主任期间，违规收取计划生育罚款6万余元，违规收取建房审批费近3万元，彭文星利用村集体公款获取利息16.4万元，村集体净债务近130万元。“审计结果说明我只存在一些违规现象，没有像传说中那样的经济问题。”彭文星解释。

　　也是在9月2日当天，彭文星姿态强硬地要求重选选举委员会，那时全广东省只剩不到十个村还没有进行换届选举，“你们不能再拖广东省的后腿了”，陆河县委副书记黄爱珍在列席这个村庄的讨论会时这样强调。最后彭德模作出了妥协，彭文星当上了选委会主任。

　　到了2002年10月12日，选举前的一天，除了委托书的争论，上届和本届村民代表到底怎样划分权利也成了两派的争论焦点。彭文星这一边要求上届的村民代表来组成本届选举的“三员”，即监票员、唱票员和计票员，而彭德模这一边认为本届的“三员”应由本届的村民代表组成。最后彭德模这一派再次作出让步，同意老代表作“三员”。据知情的政府官员介绍，老代表是吉龙村1999年进行第一届村委会选举时由彭文星指定的。

　　“那个晚上我没有睡好，一直在设想怎样控制和处理第二天可能出现的选举冲突。”傅木洪回忆。

　　海选当天两派选战

　　一个高票当选又无“名分”的村委会主任

　　远在深圳的老书记彭武超并不知道自已当选又当选无效了

　　2002年10月13日一早，水唇镇政府差不多所有工作人员都绷紧了神经，除了4名工作人员留守外，其他70多名干部全部被派到了吉龙村监督选举。

　　“为了防止有人搞鬼，除了选举法规定的三员外，每个票箱我们都派两个镇干部进行监督，我们还规定选票只能发到选民的门槛外，严格保证选民的秘密划票权。”时任选举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原镇委书记傅木洪介绍。不少村民则自发地跟着票箱，防止任何一方做小动作。村民代表彭万民说：“当时12个票箱，差不多每个票箱旁都有两三个村民盯着票箱，气氛有点紧张。”

　　当天下午，选举委员会开始在吉龙村小学内计票。计票黑板上，彭武超名后的“正”字上升势头最猛，彭德模的“正”字紧随其后，彭文星的选票则远远落在后面。傅木洪称，下午3点多时，彭文星看到情势对己不利，就和他打了个招呼说“头痛，要回家休息会儿”，然后就消失了。

　　下午4点多，选举结果公布。村委会主任的选票分布是：彭武超1603票，彭文星1184票，彭德模47票。村委会副主任的选票分布是，彭德模1541票，彭文星18票。加上村委委员票数分布，选票过半的只有彭武超、彭德模、彭展才和彭帝炎4人，即四人当选。

　　深知乡村权力分布内情的傅木洪作了分析，吉龙村中彭姓占5000人左右，廖姓占500人左右，所以吉龙村的村委会正副主任非彭姓来当不可。彭姓又分两个宗派，彭文星、彭武超属彭家十一世祖彭士渊的子孙，这一宗派占4000人左右；彭德模属彭家八世祖彭肖伦的子孙，占1000人左右。根据农村权力分布中“大房”吃“小房”的规律，村委会主任只能由彭文星或者彭武超当，彭德模最多只能当副主任。彭文星掌权十多年原本是有天时地利的，但他因为在村里逐渐丧失民心，所以村民自然会想到由同为彭姓大房的老村支部书记彭武超来代替他。彭武超虽已72岁，但他在村民的印象中一直是个热心公益、清廉正直的长者和老书记，所以他的票数自然会高。

　　看到这一结果，那些从外地赶回来并激烈反对彭文星的村民准备在彭文星家门口放礼炮庆贺这一选举结果。“我立即阻止了他们。当时支持彭文星的村民也正情绪激动着呢，只要鞭炮和礼炮一响，两派一定马上酿成流血冲突。”傅木洪深为当时的果敢决策自得。

　　选举结果在彭文星这一派立即受到了挑战。他们认为，彭武超虽然曾是吉龙村六十年代的老书记，但现在他的户口已迁至镇居委会，他已不是本村村民，所以当选资格应当取消。

　　“当时彭文星虽然是选委会主任，但他已经躲到家里去了，黑脸就只有我来唱了，我就宣布说，根据选举法，彭武超同志因户口在外，取消当选资格。结果小学校里正在看结果的几百村民一下子跳起来了。”傅木洪至今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他偏彭文星，上去揍他”，围在小学校外的几百村民激动地呐喊，脚步已开始越过应有的界线。傅木洪等镇干部开始往小学校的楼上退，“当时我很紧张啊，只要言语上再拿捏不准，村民一定冲过来打我和其他干部。我马上给县长打电话，‘现在局面很紧张，但还在控制范围内，如果失控请你们立即增援警察和武警来维持秩序’。”

　　彭文星一派认为，既然村委会主任的位置还空缺着，要求继续选举。彭武超、彭德模一派则认为还剩下三名有效当选成员，村委会应该成。“那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台下面的情绪就像火药桶一样，那时只要台上宣布说还要继续选，那这个火药桶一定马上就炸。”傅木洪说。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彭友朋宣布，除彭武超外，其他三人当选有效，第二届村委会依法成立。

　　而就在吉龙村两派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老书记彭武超还在深圳龙岗的儿子家里享清福，他并不知道自已当选又当选无效了。

　　第二天，五十余村民代表以40多票的优势作出决议，选举不再继续，不管彭武超资格有无被取消，还是请他回来当主任。

　　恰巧在第二天，彭武超赶回水唇镇给90多岁的老父亲庆贺生日。一听老书记回来了，二十多个村民骑着摩托车去请彭武超“出山”。到了村委会门口的时候，彭武超发现已经有五六十个村民在列队欢迎，走进村委会大门，一些村民看着彭武超进来，热泪就哗地流下来。“我当时也被感动得流泪了，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大家都还想着我……”一头白发、面容清矍的彭武超一回忆起那个场景，就有些眼圈发红。但他当时只答应可协助新班子，不答应当村委会主任。

　　此后7天，吉龙村每天都有村民去他家求他“出山”来做主任。“到第七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出来。诸葛亮都只有三顾茅庐，我一个老头子怎能拒绝这么多人对我的信任和希望呢？”彭武超终于“出山”。但当时的镇委书记傅木洪忠告彭武超：“老书记，我们不可能给你颁发当选证书的，法律上你没有资格当主任。”“我不要什么证书，我只要为吉龙村做事，我只要为共产党奋斗终身！”彭武超在傅木洪面前慷慨激昂。

　　能人治村的辉煌及落幕

　　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命运转折

　　“这已经不是彭文星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了。”村民代表开始发挥威力

　　彭武超的当选与彭文星的落选有着强烈的反差。“彭文星的落选实质上是能人治理在吉龙村的落幕，是民主治理在吉龙村的开始。”一位深知吉龙村情况的陆河县政要评价。

　　彭文星是1989年被吉龙村老支书彭伟年提拔上去的。“当时，彭文星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要选吉龙村一把手非他莫属。”60多岁的彭伟年认为。

　　彭文星看上去50多岁，脸上略有皱纹，抽烟沉思时的目光会时不时地闪出一丝精明。他对自己的辉煌历史津津乐道：在1999年前，吉龙村像广东其它农村一样，不是自治村，而是镇政府的派出单位——管理区。自1989年当上吉龙村管理区一把手后，彭文星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村民在近两万亩山地上更新果树加种杉木，由此被国家绿委评为国家植树造林先进村。

　　“为了充实村集体经济，我想到要建水电站。”彭文星介绍。1996年，他建了吉龙村第一个水电站，这个电站投资170多万元。“你不知道我当时胆子有多大，这个电站是靠4万元起家的，而这4万元是省教育厅拨给吉龙村小学的教育基金。”说起这些，彭文星颇为得意。

　　在1996年至1999年间，彭文星先后建起了三个电站。然后这三个电站中，除了一个电站是集体股外，其它两个都以私人股为主。所以吉龙村数千村民联名举报认为，彭文星建电站表面上是为村集体，实际上是在谋私利，因为村民并没有因为村里建了三个电站而降过一分电费，得过一分红利，相反是被淹没了百余亩良田。2002年陆河审计局的审计则指出，彭文星为首的十个村委会干部存在入空股拿红利的违规行为。

　　按彭文星自己的说法，他组织外出经商打工和海外的吉龙村人为村校募捐了百余万建校款，建了数个教室。但学校里的老师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海外募捐不少是冲着老书记彭武超和彭伟年等长者的声望而来的。后来有捐款者发现与校门相连的一幢教室成了危房，他们很生气，质问彭文星捐款到哪去了，并拒付原来答应捐的部分余款。而彭文星的自我评价是“我是没有钱也想做事，这么多年来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劳民伤财的，都是对村集体有利的。”

　　曾经是彭文星得力手下的彭德模则对彭文星这一阶段作了反思：“我是彭文星提拔上来的，所以一开始我都把彭文星当大哥，他说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结果是干部得到了利益，村民得到的只有乱收费。”“那时他是上面派下来的，谁想反对他他就换掉谁。”彭德模叹息。

　　也是在这一时期，吉龙村连续8年四届获得广东省文明村的荣誉称号。彭文星如日中天，“我手下时的吉龙村不但是陆河县，还是汕尾市的一面旗帜啊。”彭文星不无神往地回忆。他在当了数届汕尾市人大代表后，于1998年当选为汕尾市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汕尾市只有三个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科技界专家，一个就是农民代表彭文星。

　　有知情者称：“除了吉龙村本身的声誉，和彭文星的活动能力也大有关系。另外，当时汕尾市委组织部和汕尾市人大常委会都有吉龙村人与陆河人，这自然又给彭文星的当选增加了一分胜算。并且，陆河是革命老区，按惯例，对这个县的代表名额一般都会优先考虑。”

　　不少村民至今还记得，彭文星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就向村里宣布，他要以“国大代表”的便利为吉龙“挣回一条水泥路”。

　　但早年提拔了彭文星的吉龙村老支书彭伟年却说：“彭文星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没有给吉龙争来福气，却骑在了人民的头上，他把他的专横作风发挥到了顶点。”

　　“他那时是全国人大代表啊，动不动就敢和县长或者县委书记说，‘你还要不要当这个官啊’，大家都怕了他。”自称曾经被彭文星这样指责的一位陆河县政要解释原因。彭文星并不承认这一点，他说自己在当代表时只不过心直口快敢于揭露问题，让一些干部心里不舒服。

　　村小店的一位村民说起来则更是语含机锋：“他当了‘国大’后，就是‘北京人’了，我们陆河人、我们吉龙人当然谁也管不了他，就他为大了。”在一次有县级干部参加的村务会议上，彭文星在会上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吉龙离不开我彭文星，离开我彭文星吉龙的天就要黑下来。”

　　彭文星整个政治命运的转折始于1999年广东省对村民自治的改革。广东省开始撤销管理区，进行农村自治的直选。虽然那时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但吉龙村已有不少反对彭文星的声音，“不过那时大家都不怎么明白选举，彭文星指定了20多位村民代表，他说选他，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就选他当主任。”彭德模回忆。那一次换届选举，彭文星的班子只不过是把管理区的牌子换成了村委会的牌子而已。

　　但彭文星没有想到，虽然他还是“国大”代表，但许多东西因为这场毫不起眼的选举悄悄产生了变化。1999年时，许多村民认为，彭文星规定的凡生三胎以上的超生儿童每人每学期须另交70元、所有小学生交30元建校费的规定不合理不合法，要求废除。彭文星不同意，有村民代表就责问他：“彭文星，你主任是谁给你当的，你代表是谁给你当的，你还以为是上面给你的吗？不是，是我们给你的！”彭文星一时语塞。一场由村代表以及吉龙村的镇、县、市人大代表组成的公决开始了，“结果非常险，我们以21比19票险胜。”彭德模回忆。

　　这是彭文星在吉龙村掌权十多年来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彭德模忘不了彭文星当时的表情，脸色恼怒得发青，坐在村委会议室的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

　　权威被权利挑战的缺口就这样打开了。此后，彭文星的权威数次受到了村民代表们类似的挑战。

　　彭德模也是从这时慢慢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彭文星：“村民代表可以发挥威力了，这已经不是彭文星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了。”彭德模认为，彭文星在2002年10月13日的落选，只不过是这种尝试的继续和总爆发而已。

　　海选之后的反击

　　两个红头文件的撤消与对新一届村委会的质疑

　　彭文星认为新一届村委会还没有依法产生，在今年9月23日对陆河公安局和水唇镇政府提起了行政诉讼

　　彭文星虽然落选了，但他余势犹存——2002年10月13日后，他还是吉龙村的党支部书记。

　　通过查阅吉龙村党支部的资料记录发现，彭文星在掌权的十多年中都没有按党章的要求举行三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到了2002年11月份，彭文星依然没有举行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吉龙村村委会和党支部权力出现了对抗和分离，当时主管村支部的水唇镇委书记傅木洪一再催其举行换届。

　　彭文星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说服了汕尾市委组织部有关官员推迟换届。汕尾市委组织部同意这一要求的同时也提出2002年春节前是换届的最后期限。“那些天我很紧张，村民代表隔三差五地到镇里来上访，我们不希望吉龙村因为这件事在春节前出事。”傅木洪回忆。陆河县委也向傅木洪下了死命令“你不换吉龙村支部的届，那就换你镇党委书记的届”。

　　2002年过春节前的最后一天，傅木洪主持召开了吉龙村党支部会议，撤掉了包括彭文星在内的所有支部成员的资格，吉龙村党支部书记由水唇镇一位副镇长暂时代理。直到2003年3月份，才选出以彭武超为党支部书记、彭德模为副书记的村党支部，吉龙村的村政才终于有了实质意义上的更替。也是2003年1月，彭文星久久未交的印章在陆河县公安局强制要求下交出。“我们如果不这样做，有农民扬言要砸彭文星的家，抢出印章。”傅木洪解释。彭文星的权力大戏终于落幕了。

　　但彭文星认为新一届村委会还没有依法产生，老一届村委会还没有完成“法赋职责”，所以公安局收缴印章是非法行政，水唇镇镇政府给还没有“依法成立”的新一届村委会发新印章也属违法行政。他在今年9月23日对陆河公安局和水唇镇政府提起了行政诉讼。

　　彭文星的这一次反击来自于另一次更成功的反击——促使汕尾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撤销水唇镇关于吉龙村委会已成立的红头文件。言外之意即是吉龙村第二届村委会选举还没有完成，选举还要继续！

　　彭文星的这一反击其实从落选后不久就开始了：

　　他以选举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认为，2002年10月13日当选的委员彭展才曾有过超生行为，按有关规定应取消当选资格。一旦取消彭展才的资格，那么当选者只有彭德模、彭帝炎两人。而广东的选举办法规定，村委会必须是三人以上，三人以下就要继续选举，直到选满为止，彭文星据此认为，新村委会并没有依法产生。

　　对于彭文星的质疑，陆河县民政局答复，彭展才的超生问题已在5年前被处罚，按选举法规定已具有当选资格。所以民政局2002年10月24日下发了《关于〈吉龙村选民彭展才同志能否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进行认定的请示〉的答复》，水唇镇政府作了转发，还制作了一个《通知》，认为新一届吉龙村民委员会已依法成立。

　　他们没有想到，这两个红头文件一下子被彭文星抓住了法律的把柄。彭文星认为，民政局无权对彭展才的计划生育问题作出解释，因为依职权计生部门才有权作出解答；而水唇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也无权认定“新一届村委会是否成立”，因为认定村委会是否成立是吉龙村选举委员会的职权。彭文星据此把陆河县民政局和水唇镇政府告上了陆河县法院。

　　两家被告派人劝他撤诉，但彭文星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收回那两个红头文件。

　　“你叫我怎么收回红头文件？如果当时收回这两个文件，村民可能就会来砸镇政府。让我收回那两个红头文件，就像拿一把装满了子弹的手枪放在我的胸口，然后让我自己扣动扳机。”傅木洪苦笑着回忆。

　　于是，彭文星又一次发挥了他“国大代表”的威力，他和另外的几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请，促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个案监督。

　　陆河县法院在审理这一案子后，一直处于左右为难的夹缝中。一方面政府当初作出那样的行政行为是为了吉龙村选举和稳定的需要，判政府方败诉只会更不利于吉龙村的稳定，另一方面政府确实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如果判政府方胜诉，就会受到广东高级法院个案监督的制裁。

　　2003年5月11日，在法律规定的最后时限的最后一个下午，陆河县法院作出了撤销两个红头文件的判决。水唇镇镇政府不服，上诉至汕尾市中院，中院维持了原判，即村委会又变成了还没有依法成立。

　　就在彭文星和陆河县政府展开这一轮行政诉讼拉锯战后，陆河县政府也对彭文星展开了一轮政治拉锯战。2003年，陆河县纪委根据审计报告开始调查彭文星的经济问题。今年彭文星已不再是全国人大代表，9月20日，陆河县纪委正式决定对彭文星等第一届村委会班子的十个委员正式立案调查。

　　彭文星并不服气，他要求陆河县政府履行法院的终审判决，让吉龙村继续进行“第二届村委会选举”。但政府方面因为新一届的村民代表不同意再选而使判决难以履行。水唇镇一位负责人叹息：“两年前政府发文件稍有不慎，两年后还让彭文星抓住辫子有苦说不出。教训啊，政府行政每一步都要依法啊。吉龙村的老百姓都在动脑子斗法，没有动刀子斗命，这不但是农民的进步，也是对我们基层政府的教育。”

　　没有“名分”的新班子

　　“自己选出来的干部就是不一样”

　　有着客家传统的吉龙村人听说老书记来带头两小时里就捐出了两百万元

　　而这一届被法院判得没有法律名分的村委会，则在村支部书记彭武超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场令吉龙村人眼前一亮的治理。

　　他们回报选民的第一项工作是修复已基本被彭文星废弃的那个集体股份占大头的村水电站。第二项工作是筹钱和向外地经商者募捐，收回了另一个水电站抵押给包工头的六十万元股份。第三项工作是修复了彭文星时期已经开裂的两个灌溉小水坝。他们做的被吉龙村民称为“民心工程”的事是拆除了学校的危房，新建了一个带弧形挑顶的漂亮校门，并募捐钱物准备建新教室。经济上比较殷实的彭武超把村委会给他的职务工资全部捐给了村里的公益事业。“一方面是老书记给我们树了榜样。另一方面是，我们有危机感，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事，我们就会对不起这几千村民的信任。”彭德模说。

　　在决策方式上，这个新班子也明显地不同于彭文星时代。“彭文星的时候，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出现了不少决策失误。现在只要遇到大事，我们都要让村民代表来决议，这样大多数村民被发动起来参加村里的公益事业，还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决策失误。”彭德模介绍。他们的作为也在吉龙村民间立下了口碑：“自己选出来的干部就是不一样。”

　　这样的决策方式也激发了吉龙村人对公益的热心。今年2月，老书记彭武超带着彭德模等人到深圳龙岗向经商的吉龙村人蓦捐，准备投入100万元兴建吉兴路，投入100万元建龙兴路。有着客家传统的吉龙村人对家乡始终有着深厚的眷念。“他们说老书记来带头，一定没问题。他们两小时里就捐出了两百万元！”彭武超回忆起这些至今还感动不已。

　　现在，这两条路有的路段已经成了干净的水泥路，有的路段正在轰轰隆隆地动工。

　　10月28日傍晚的时候，彭武超老人站在一路边工地上，兴奋得像个孩子那样比划着：“这两条路建成后，就可以连接吉龙村的每家每户，就可以实现很多年来吉龙村人的水泥路梦了。”

　　这两条路的交会处，也是吉龙村两水交汇的地方。

　　目力可以在这个村庄自由延伸。近处碧水映照着夕阳的余晖，远处牧归的牛犊还在田头哞哞地叫唤，金色的稻子在风中晃动着若有若无的谷香，荷锄的农人正在向炊烟升起的方向归去，孩子们还在远处或近处嬉闹尖叫。

　　身旁则坐落着一座五显大帝神庙。吉龙村民建这座神庙的原因是因为庙基下有一块红石。在他们的传说里，这块红石产生于经过此地的五色祥龙，这个被龙佑护的地方就被他们的祖先叫做了吉龙。

　　而按彭德模的说法，这个村庄的不少村民已经明白，有一些东西，例如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可能和龙的保护一样重要，一样能给他们带来福气与希望。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