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蕾斯性报告事件中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04日14:07 人民网

　　麦田

　　万圣节刚过，有一则新闻就“猛鬼出笼”――据《北京晨报》11月1号的新闻报道《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结果出人意料——中国人均性伴侣数全球第一》，“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而中国人平均每年性生活的频率却只有90次，排全球倒数第8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3次”

　　19.3，就因为一个数据，这则有点“花边”的新闻立刻引起轰动。传统媒介到处寻找社会学专家，准备跟进深入报道；而网络媒介高举起ctrl+c、v的大剪刀，把新闻转载得铺天盖地。在传统和网络这双重炒作下，一时之间，人人都从万圣节谈到杜蕾斯，谈到这个玩笑般的数字和突如其来的报告――最后，谈到每个人一生中的那个19.3，暧昧的心情，就象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但诸位其实不必焦虑，因为这个数字是靠不住的。我有三个证据：第一，这份报告号称“中国人平均性伴侣为19.3人”同时，报告却指出中国人每年性生活的频率却只有90次，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3次――作为常识，“性伴侣人数”和“性生活频率”，应该是强正相关，但在这次杜蕾斯报告中，这种比例关系却失效了。中国人的“性生活频率”在参与调查的41个国家中倒数第8，“性伴侣人数”却高居榜首。第二，从杜蕾斯的报告中，在“平均性伴侣人数”这项调查中可以看见，41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是分布在2.5-12.7之间，基本均匀，呈正态分布，而只有到了最排前的两位中国和巴西，数字一下从12.7突变到15.2，最后突变到“华氏19.3”――这样在统计学上，很明显是一种偏差。在严肃的统计报告中，应该将这些失效数据排除在外。第三，在同样的杜蕾斯报告中，中国人“人均性伴侣人数”和“性生活频率”从2001年到2004年，分别是：

　　也就是说，在三年以来，中国人平均性生活频率没太多变化，但是平均性伴侣却增加了将近8倍。这样的结果，同样不符合统计科学。

　　所以说杜蕾斯的这项调查报告，数据肯定有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杜蕾斯不光不试图修正自己的统计结果，反而把这份调查报告向传统媒介公布。事情炒作起来，发展到现在，我认为是杜蕾斯公司、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三者都应该承担责任，但又都有可以“原谅之处”――这种当下普遍存在的“与理不容，情有可原”的含混，扭曲了事实，演绎了闹剧。而杜蕾斯的“华氏19.3”事件，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杜蕾斯：部分的真相是谎言

　　在这次调查报告出台后，杜蕾斯的品牌经理面对媒介的质疑，做出两点解释：“第一种原因，是由于此次调查方式是通过互联网调查，可能受到有一些“噪音数据”的影响导致结果的偏差。第二种原因，即事实就是如此，大家不能凭个人感觉主观地认为不可能并拒绝接受这些数字”

　　如果按照杜蕾斯的第一点解释，那么很明显，她实际上自己承认“19.3”这个数据是靠不住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发布这个错误的敏感数据呢？所以杜蕾斯其实是坚持认为这个数据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他们提出第二点解释，“大家不能凭个人感觉主观地认为不可能并拒绝接受这些数字”，意思是杜蕾斯对了，大众错了，错在自己“太主观”――粗看起来，杜蕾斯说得振振有词，我们只好关了电脑，暗自为自己的“19.3”神伤，但，且慢，按照杜蕾斯的逻辑，那我们看看01年的那份报告――为什么在2001年我们没有对杜蕾斯报告质疑？！同样的公司，同样的调查报告，为什么过了3年后，我们这些大众就非要和杜蕾斯过不去，非要“主观”了？！

　　所以说杜蕾斯对这个数据的第二点解释是不合逻辑的。如此，杜蕾斯公司和我们只好选择一个共识：这个数据是“噪音数据”，杜蕾斯向公众公布了一个“噪音数据”。

　　这其实就是整个事件中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实际上，杜蕾斯作为一个避孕套生产商，它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一直投入了大量资源，向社会宣传健康的性心理和性生活。而我们国家性教育还不算普及，特别在高危人群中，不洁性行为的发生率非常高。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公司即使出于商业目的，向大众做了一些普及健康性行为的知识，绝对是善莫大焉。这次调查报告，就是杜蕾斯的类似公关活动之一。从杜蕾斯网站可知，仅仅这项调查，他们已经坚持了8年，涉及几十个国家，其市场投入之大，可想而知。

　　就以这次2004版的调查报告来看，我纵观全文，感觉除了“19.3”这个数据，杜蕾斯的报告别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但仅仅因为一个数字使用不慎，就使得杜蕾斯自降身份，把一个严肃的、科学的性教育普及，搞成了一个充满噱头的八卦；把一个严肃的、保守的商业公司演变成了一个八卦制造者。部分的真相是谎言，一颗老鼠屎就坏了一锅汤。

　　传统媒介：浅尝辄止的“看门人”

　　任何一个传统媒介的从业人员都知道，“核实消息来源”是做新闻的第一步。但其实也就在这个最基础的一步上，因为新闻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抢新闻抢头条，记者们往往萝卜快了不洗泥，严重失职。我举例来说吧，传统媒介的记者现在核实消息，很多时候类似一个人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19.3”这个数字，然后这个人对记者说：“看清楚啊，你看清楚，这上面写的是19.3，我没骗你吧？！”，然后记者就开始报道出来，而遇到读者质疑，记者就自欺欺人地想：“我没错啊，他的那张纸上确实写的是19.3啊”

　　这就是现在很多传统媒介记者正在做的“新闻”，正在做的“核实”。而我之所以强调“传统媒介”，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新闻出版制度下，“传统媒介”因为多年来累积的信誉，实际上在受众中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一般老百姓还是很相信报纸和电视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介其实已经被先天赋予了“看门人”的责任，它有责任去报道真实而不是为虚假鼓与呼。

　　特别，在网络传播有了萌芽的今天，传统媒介因为其“编辑”制度，“看门人”的形象不光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强化。面对新闻时，“传统媒介”更充当了一个“确认、核实”的角色，跑在新闻报道的第一棒，随后网络媒介（如门户网站）才接棒传播。

　　如果第一棒就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后面怎么会不演绎出一场闹剧呢？！

　　网络媒介：人云亦云的“剪刀手”

　　就在我写作此文的1、2个小时内，网络上至少又增加了上百个网站转载杜蕾斯的这则新闻。网络媒介，如果网络现在可以当作一种传播媒介的话，那对于没有采编权的他们来说，做新闻就是一个“二传手”，一个“剪刀手”――接下传统媒介过来的报道，然后掐头去尾，修改修改标题，最后加上一句“文章来源：xx日报”。就一切OK。

　　因此，我对网络媒介这种处境是同情的。是啊，没有真正的“采编权”还做新闻，岂不是天方夜谭？！所以，说网络媒介是“人云亦云”，是只知道ctrl+c，ctrl+v的“剪刀手”，其实也是情有可原。

　　一方面，网络媒介没有采编力量去象传统媒介那样核实新闻；另一方面，公众也越来越认为网络很多谣言、垃圾信息，对网络媒介的不信任感正慢慢加强――在这样的“负反馈”中，中国的网络媒介之路，其实还很漫长。

　　杜蕾斯提供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数据；传统媒介仅仅核实了它确实是一个数据；然后网络媒介象“倍增器”一样去传播了这个数据――你这辈子可能需要和19.3人上床。

　　这真是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高”。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调查报告不是“伟哥”做的。

　　来源：博客中国

在杜蕾斯性报告事件中 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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