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方振平 据《重庆晚报》10月31日消息，重庆渝中区将从11月份开始实行免费婚检，这是全国自浙江舟山普陀、金华、湖州之后又一个实行免费婚检的地区，关于婚检的话题也因此而再一次被激活。
自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后，婚检的重要性就突然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映某地通过婚检查出多少多少疾病、避免多少多少灾难的文章频频见于报端，许多地方则反映由于取消了强制婚检，登记结婚人员的婚检率急速下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零婚检”，一些婚检机构已经被迫该行了。以至于不免使人产生取消强制婚检是不是做错了的疑问，一些人又在讨论该不该恢复强制婚检。
婚检很重要吗？从纯医学的角度看，这没有疑问；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比如因贫困甚至结不起婚的人，肯定不会认为婚检比结婚本身重要；但更重要却又更容易被忽视的却是一个法律问题，即婚检究竟是一项个人权利还是公共权利？权利与责任相对应，个人权利由个人负责，比如生老病死；公共权利由政府负责，比如治安、国防；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重叠时，由个人和政府共同负责，比如义务教育。而当婚检的费用完全由个人承担，规避婚检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后果也主要是落在个人头上（这里并没有忽视医保，因为现实中医保的作用更多的还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婚检当作公共权利，甚至用政府权力强制实施，不仅缺少法理支持，而且有悖道义。
婚检的理性意义，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育健康而向医疗机构购买特定的医疗服务。而一旦行政权力特别是权力背后的部门利益介入其中，婚检的理性意义就必定无疑地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在强制婚检时代，不管你是风华正茂的年青人还是年愈古稀的老翁，不管是初婚还是再婚，不管你是否准备生育，只要领结婚证就必须婚检，确切地说就必须交婚检的费用。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数成年人，都领教过婚检机构的敷衍了事和生冷态度。近年来，媒体上因婚检不实而引发纠纷和诉讼的案例也不少见。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反映强制婚检巨大成效的数字背后，有谁考虑过：作为一项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强制性检查该不该收费，该不该收那么高的费？有谁调查过：有多少婚检是名不符实甚至有名无实的？
在我们的法制进程中，权力、利益和服务总是象孪生兄弟一样密不可分，甚至共生共存共亡。本不合理的强制婚检，因与结婚登记捆绑在一起已经连续实施了二十余年，就使得婚检机构和主管部门习惯了把婚检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和利益，而很少考虑其相应的责任、义务，不仅在强制婚检时期很少宣传婚检的重要性，在取消强制婚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没有看见婚检机构向需要婚检的人做更多的宣传工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失去权利与利益之后自己还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在相当多的登记结婚者并不真正了解婚检重要性的情况下，低婚检乃至“零婚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要婚检仍是一项个人权利，或者说社会尚不能提供更多相应服务与保障的时候，婚检就只能是一项个人的医疗消费行为。那么，作为消费者就有权选择消费的时机：是在结婚登记之前还是在受孕之前；有权选择消费的商家：是定点婚检机构，还是其它任何一家医疗机构或者社会医务人员；有权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和需要选择相应的消费服务；有权对自己的消费行为保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并没有要求登记结婚者将婚检情况向有关机构备案。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婚检要求以及关于婚检率的统计，因缺乏可操作性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尽管婚检率下降是一个事实，但作为对过去将婚检极端化的非理性行为的矫枉过正也在所难免。生育健康对公共利益当然有影响，但用政府权力强制解决并不是合理又有效的办法。“零婚检”，一方面是对生育健康的漠视，另一方面又是公众对政府权力过渡干预个人生活的否定。关于低婚检舆论的形成，作为社会对生育健康的合理关切是可以理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面对这样一种迫切的公共服务需要，为什么总是会产生以政府权力干预作回应的强烈冲动？
“零婚检”凸现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权力复位的同时服务的缺位，更让人看到了失去权力与利益支撑的公共服务是多么的苍白。当实行免费婚检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将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得到了更多的健康保障，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行政理性和政府责任的回归。
来源：强国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