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副市长姜人杰的落马，败坏了“苏州百官共廉”的大合唱。《新周报》冒着让有些媒体脸红的危险，扯出了去年11月底以来，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和解读苏州市“百官共廉”经验的话题：
或言苏州是一所独特的干部学校，有一套独特的教育干部的方法，使苏州的干部创造了廉政奇迹；或言及苏州历史上出过不少著名清官随时警示，防微杜渐；或言“百官共廉”的根本原因在于创设了一套新的廉政制度，一是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人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和分解；二是引进市场机制，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达到公平；三是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广大干部的廉政自觉性云云。
这些唱和，成了苏州百官共廉的充足理由律，成为不刊之论。然而，姜人杰不期然地冒出，让这些不刊之论成为绝妙的笑谈和讽刺。痛定思痛，我们该沉下心来思索一下苏州的廉政经验为什么不管用？这也许是姜人杰这位教员所能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
不管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报道苏州廉政经验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太小看了权力资本腐败的杀伤力。恕我直言，哪些唱颂歌的文字，如果不是源于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灵感，就是人云亦云的言过其实。笔者对此虽然也是事后诸葛，但仍期盼参与其事的媒体能够借此反思，吸取前车之鉴。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也曾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而苏州在总结自已的三条廉政经验时，可以说就是针对这些哲师们的论断来的。那么我们就要问：苏州的经验对姜人杰为什么不管用？其症结是体制的疏漏，还是监督缺失？相信读者们都会给出答案。苏州的经验并不错，错在还只是纸上的好经验。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啊。
因为我们太小看了权力资本腐败的杀伤力，所以我们对“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胡锦涛语）这三个“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姜人杰的落马，不是暴发式的，而是长期的渐进过程。现在媒体所披露出的资料说明，正当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为苏州廉政经验大唱赞歌的时候，也正是姜人杰的家族式腐败愈演愈烈的时候。而苏州人怎么看呢？苏州市人大一位工作人员说：大家都认为姜人杰“迟早要出事”。《新周报》对此的解读是：并不是说姜人杰品德如何败坏，而是因为姜人杰所处的时期、位置和体制缺陷，必然会导致他出事。
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说，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诱因。当“经济人”成为官场人格的特征后，大权在握，金口万钱，利益的巨大诱惑会让贪官不惜甘冒风险。他们不是还有远走他国这条路吗？姜人杰之者流也在想走这条路。因此，当权力结构还没有进行必要的变革时，当权力的制约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时，当有效的反腐败体制尚未建立或健全时，当官场中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抑制时……如果我们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命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说胡话或胡说话的现象就在所难免了。(稿源：红网)(作者：百愚)(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