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史官说真话之难

　　刘野

　　新闻记者也就是现代的史官。记者写的新闻同历史有密切关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不过是昨天的新闻。就像大姑娘会变成老太婆，每一个老太婆都曾经是大姑娘一样。这有什么奇怪呢？

　　新闻和历史，有许多共同特征，最重要的是：尊重事实。

　　记者和史官，真正的灵魂只有一个：真实。

　　然而，追求真实，谈何容易！记者追求真实有时比史官追求真实更难，而真实对于记者来说就像史官需要真实一样重要。（一）

　　我自己是一名记者，50多年前就参加到新闻工作队伍中来了，其间报纸、杂志、通讯社什么都干过，编辑、记者、评论员什么都当过。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风风雨雨一干就是四五十年，直到离休，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新闻工作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认识到，当记者固然不无神圣，但绝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更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是什么“无冕之王”。所谓“无冕之王”，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看起来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实际上“无冕”倒是真的，“王”却不敢当。因为，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他没有更多可以行使的权利，更没有能力一呼百应地让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面对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记者唯一能够掌握的是自己手中的笔，唯一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说真话。说真话是记者的神圣职责。但是，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记者说真话。如果不小心揭露了阿Ｑ头上的癩疮疤，那么，“阿Ｑ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鲁迅语）。所以，当记者不无神圣的是说真话，叫你头痛的也是说真话。

　　记者说真话常常遇到一个难题：实际情况和想像的不一样，和某些领导人讲的不一样，有时还和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总之是主观与客观相矛盾，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怎么办？这就要考验我们的记者了。记者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是一支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记者受制约的地方很多，领导指挥他，群众监督他，采访对象影响他，扑朔迷离的现象蒙骗他。但是，记者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那就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最雄辩、最有力量的。有经验的老记者都懂得一条道理：谁掌握了事实，谁就掌握了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客观事实，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因此，长期以来，大家都毫无疑问地得出一个结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是客观事物的真实记录者，是真实记录现代历史的人，是一群专门说真话的人。

　　可是，到了1958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全国“大跃进”，新闻报道也“跃进”了。说真话的记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说假话的记者却“跃进”到人们生活中来。报纸上天天发表闻所未闻的“新闻”，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高产卫星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奇谈怪论，像椿树上开满了棉花，樟树上结满了山梨，一只老母鸡连续生了20个4两重的双黄蛋，一头老母猪下了200多头小猪仔，等等。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徐水县，简直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颂》中宣布：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徐水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今天我们读这一条条新闻，就像吃了一个个苍蝇。然而，在当时，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却蒙骗了不少好心人，即使“六亿神州尽舜尧”，也都被哄了。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

　　对于1958年出现的浮夸风，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是怎么说的呢？记得1959年初他离开《人民日报》以前，曾经多次在编辑部提出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新闻工作。后来他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的长篇论文，发表在1959年第9期《新闻战线》上，进一步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新闻工作，“要从新闻学上的一些根本问题说起”。他认为，新闻学上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正确地报道客观的运动和事物发展的过程”。邓拓引经据典地强调“观察的客观性”，他说：“认识事物的程序，首先要客观地观察事物。事物本身是非常丰富的，不能只观察一些枝节就认为满足了。要防止武断，同时要防止‘先入为主’。…如果是‘先入为主’或者只抽出个别的事实来观察，那就一定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比如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你说这个谁还不懂得？可是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时竟然就不会区别了，就糊涂了。这就好像读书读了很久，忽然反生了而变成文盲一样。”

　　邓拓这番话说得很深刻，也很耐人回味。可惜，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里，老邓文绉绉地讲的这些话，没有也不可能引起重视，1958年“大跃进”时期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科学总结，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报纸上的新闻就不只是“假大空”了。

　　我很长时间不明白，1958年报纸上的假新闻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这股浮夸风能够风行全国？把这么多本来不存在的“事实”堂而皇之地刊登在报纸上就像载入史册一样，难道就不要对上负责，对下负责，对现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吗？后来，在谈到这段新闻史的时候，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时的记者有“盲从”的，有“起哄”的，有“跟风”的，也有胡编滥造、争名逐利的。“盲从”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起哄”者，添油加醋，指鹿为马；“跟风”者，看风驶舵，投机钻营；至于胡编滥造的，其品格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这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记者不说真话而说假话，当然是记者的责任，但同环境因素也有关系。从理论上讲，说真话是不应当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可是严酷的现实却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说真话需要有一定的环境、氛围和条件。如果没有说真话的环境，只有说假话的环境，一些世界观本来就有问题的记者难免要“盲从”、“起哄”、“跟风”了。“你刮风，我跟风”，“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些人总认为，跟着某些领导和权威走是不会错的。然而，错了。不管这些记者“从”的是谁，“跟”的是谁，也不管某某职位有多高，权威有多大，只要违背了事实，违背了客观规律，迟早会受到惩罚的。当记者的如果一味地盲从、紧跟，别人让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别人喜欢听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嘴巴长在自己身上，所有权是自己的，使用权却是别人的。如此这般，是很危险的。看来，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讲真话的一个前提。

　　当然，在记者队伍中，敢讲真话的大有人在。有些记者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坚持说真话，不说假活；如果不让说真话，宁肯不说话，也不说假话。可是，一个不说话的记者，能够算是一个好记者吗？结果，还是要说真话。条件允许，自然要说真话；条件不允许，那就千方百计说真话，转弯抹角说真话，拼死拼活说真话。可想而知，说真话的后果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958年说假话的记者没有受到责难，1959年说真话的记者却有不少人被打成了“右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造谣生事的记者又有谁受惩罚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可见，要想当一名说真话的记者，要想当一名现代史官，就要下决心随时随地准备迎接各种各样的厄难。（二）

　　在中国现代史上，早已没有“左右史”、“起居注”、“兰台令史”之类的史官，杀史官的事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可代之而起的却是整记者。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权势者更加功利主义了。他们追逐个人权力和名利，要的是现实效应，至于历史如何评说，他们全都不顾了。记者说真话，常常挫伤他们的自尊，降低他们的威严，抓破他们的脸皮，暴露他们的错误。说真话的“现实效应”是立竿见影的，哪里是史官所能比得上的呢？所以一切干坏事的人都害怕记者说真话。由怕而恨，进行报复，整记者就不可避免了。现代史上，迫害记者的事屡见不鲜。1926年4月，反动军阀杀害了《京报》社长邵飘萍；1934年11月，蒋介石杀害了《申报》社长史量才。这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因为刚正不阿、秉笔直书而被杀害的。但是人们万万不会想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竟然也会发生迫害记者的事件，这就是最著名的“文革”初期震惊全国的“邓拓冤案”。

　　很多人都知道，邓拓是因为写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被‘四人帮”迫害而死的，这件“奇冤大案”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认为，邓拓的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太惹眼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期间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带来的厄难。凡是了解邓拓的人都会有一种预感，早在他被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人民日报社之时起，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邓拓是一位头脑清醒、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富有才干的新闻工作者，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他都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现代史官。人格的高洁，办报的风骨，都使人难忘邓拓！

　　1948年6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日报》。不久，我们一群年轻人便从华北联大调到太行山深处的人民日报社工作。到报社后，常常听到一些老同志提起前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名字，讲述他从1937年到晋察冀边区起，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炮火中写文章，在山村石碾上编稿件，带领大家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的故事。那时，报社同志私下里传抄《晋察冀日报》终刊时邓拓写的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当时，在我们这些未曾见过邓拓的年轻人心目中，邓拓的形象是：带枪的诗人，握笔的战士，编写战史的英雄史官，才华横溢的新闻儒将。

　　北平解放后，我们很快便见到了邓拓。那是1949年8月，中央决定将华北《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派邓拓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一天下午，邓拓来了，我们在煤渣胡同2号《人民日报》驻地欢迎他。来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全身戎装、神采奕奕、而又身体瘦弱、温文尔雅的中年人。他，就是我们的总编辑，我们就要在他的领导下办好这张中央党报。

　　如果你把他看作是一名文弱书生，是“书生办报”，那你就错了。我们很快便发现，这位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举止文雅的总编辑，工作起来却是严肃认真，雷厉风行，像一团火似的。他身体不好，从腰部到两腋都是用紧束的钢骨架来支撑，他的内在性格和骨气也就像这钢骨架一样坚强。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来到《人民日报》以后，他很快便提出了明确的办报方针，大刀阔斧地改进编辑部的组织形式，把强有力的记者“撒出去”调查研究，组织大家动手写评论，提倡认真读书，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反对空谈……

　　老邓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既需要闻风而动，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和观察。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

　　老邓说：“读书要养成习惯。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要有发愤之心，否则，将是一事无成。”

　　邓拓在《人民日报》期间表现出来的坚定、成熟、客观、冷静、智慧和创新，他的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杰出的写作才能以及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刚正不阿的人格，这一切形成了邓拓特有的风骨和魅力。这种风骨和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报社所有的工作人员，又形成了当时《人民日报》令人难忘的良好风气。人们不能不承认，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创办这样一张中央党报，邓拓功不可没。

　　但是，1957年以后，邓拓却多次受到严厉批评。当时，我们所能知道的罪名，就是所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得知，这期间，邓拓和《人民日报》受到的批评，无论就其性质和语气来看都是十分严重的。譬如说：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人民日报是革命党不革命。”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革邓拓的命？”

　　“你们的意见都很一致、都不敢批评邓拓。有意见可以争论，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敢于造邓拓的反。”

　　“邓拓为什么不辞职？”

　　“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

　　这些恶狠狠的语言，大有置邓拓于死地的味道。在这种强大压力下，1959年2月12日邓拓被迫离开《人民日报》。那天下午，邓拓在参加报社的欢送大会以后，挥笔写下一首诗，题为《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今天反复吟咏这首律诗，我们心里仍然是不平静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不错，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过反“冒进”的社论，这件事一直被点名批评了好几年，据说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引发了右派的进攻”，成为一大罪状。1957年，当有的报纸率先鸣放的时候，邓拓由于不能理解那种“引蛇出洞”的“阳谋”而按兵未动，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被指责为“书生”和“死人”。当全国开始出现空头政治、主观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时，邓拓在1957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卜无忌”的笔名写了《废弃“庸人政治”》的杂文。尖锐地指出：那些“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不过是一种“庸人政治”而已。他说：“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邓拓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是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但是这有什么错呢？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前十年，邓拓和《晋察冀日报》的战友们一起“战史编成三千页”；后十年，又和《人民日报》的战友们一起编成了三千页战史。这六千页战史，分明就是邓拓革命家办报、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见证。“屈指当知功与过”，他的战友们是他办报风骨的见证人。

　　现在，人们明白了：既然早在1957年和1958年就由党的领导人提出来要“革邓拓的命”、“造邓拓的反”，那么，到了1966年刚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率先从邓拓开刀，这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前不久看到了曾彦俊先生在《燕山夜话》新版代序中说：“邓拓义不受辱。他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以自杀来反抗了民族大难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但是，邓拓并没有死。历史已证明，邓拓是已经成为涅磐了的凤凰。邓拓永生了！他的文章《燕山夜话》等也永生了！”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我想补充一句：邓拓是带着“政治家办报”的风骨永生的，他是作为一名刚正不阿的现代史官连同他编写的六千页战史一起永生的。史官多厄难，真实必永生！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来源：中华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