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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来论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05日09:30 南方都市报

  负责任的媒体就应这样

  贵报11月2日报道说珠三角可能发生光化学烟雾现象,11月3日一位名叫李六合的读者就此致信贵报,建议有关专家应该“通过媒体教老百姓几招,看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让公众预防光化学烟雾公害”(见本版11月3日所刊《光化学烟雾来了,请专家赐教》一文)。其实李先生的建议也是广大市民的心声,我们非常希望专家能与媒体配合,消除市民心中隐隐的疑虑和恐慌。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贵报11月4日用了近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有关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见本报11月4日广州新闻A43版)。从中我们得知:广州目前爆发光化学烟雾的趋势并不明显,因为广州的地理环境比较开放,风也比较大,氮氧化物不容易聚集(光化学烟雾污染是大气中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氧化剂在日光作用下形成的二次污染),加之广州近期灰霾天气较多,而灰霾恰恰可以挡住作为这些有害气体发生日光作用之“催化剂”的紫外线,所以人们不必太担心。虽然专家并未给出防范光化学烟雾的具体措施,但这样的解答还是让人们放心多了。贵报的口号是“成熟源自责任”,而通过这件看似很小的事情,广大读者就能信服贵报确实在践行自己的理念。 徐若风

  (小启:本版欢迎读者就本报的报道或评论发表意见,大至新闻理念,小至版面编排,皆可评说。)

  储户多了反而不用派号机?

  某银行广州一些营业点放着派号机不用,用报纸把它包起来,还把平常给储户准备的座椅搬走,这样储户们只能排起长队等候办事。银行说,由于系统升级,近期换折转存的人增多,一些人拿了号又不愿久等而离去,导致出现空号,而银行此举是节约了储户时间(见本报昨天广州新闻A42版)。

  这是什么逻辑?自打耳光的逻辑。设置派号机的初衷,在于使储户免受“站岗”之苦。等候服务的储户越多,就越显出其价值。储户多了反而不用派号机,可见银行并不想用它真正服务于储户。空号是一个无法杜绝的现象,出现的几率与等候人数的多寡成正比。难道人少时就没有空号?难道等候服务就要须臾不离?银行的技术手段还没解决一个问题:持号者提前离开能便捷地告知银行,银行取消其号数使排序往前顺延,在此情况下,持号者有离开的权利,银行却不能因此逃避通知他们的义务,那几秒钟的提示声音还得响。

  这是什么做派?店大欺客的官商做派。诚然,排队等候让银行处理速度加快,表面上看是为储户节约了时间(其实又快了多少?),但这是储户伴着焦躁情绪漫长站立的代价,更是后来者“见到排长队便转身离去”耗时耗力却未能享受服务的失落。焦躁不安的排队者、自愿离去的持号者、被迫转身的后来者,其实都是银行这种“效率”的受害者,重拾排队的土办法,银行得到了片面的“效率”,却失去了诚信。

  邹高翔

  取名字何必要用生僻字

  目前深圳市正在换发二代居民身份证,因姓名或地址中含有生僻字,3000多市民被电脑“拒之门外”,而广州有市民也反映遇到类似的问题。

  技术问题总是相对容易解决的。相信随着有关部门的软件开发,字库的不断扩容,换证中遇到的生僻字难题不久就会迎刃而解。然而,技术问题解决了,并不代表生僻字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一些人之所以偏爱用生僻字,主要是为了显得有个性,避免出现重名现象。

  因此,要想解决生僻字问题,关键是让人们认识到,姓名只是一个代号,姓名起得特别并不代表与众不同。由于取名的不公开性,重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味追求生僻字,只会使人们越走越极端,生僻字越用越“生”。同时,生僻字往往被别人瞎叫一气,也背离了起名人的初衷。此外,语言学家指出,即使不用生僻字,凭着人们的文化素养、社会经验和智慧,也是能想到意想不到的搭配。与技术问题相比,生僻字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毕竟重名带来的麻烦,远低于生僻字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

  张涛

  布什获胜演讲“我”字多

  美国东部时间11月3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11月4日凌晨4时),美国总统布什携夫人劳拉在华盛顿的里根中心发表了演讲,宣布获得竞选连任胜利。在这篇演讲中我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单个的“我”字说得较多,政治盟友意义上的“我们”等词用得少。我以为,单个的“我”字用得多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多用单个“我”字能营造一种亲密的气氛。如果使用“我们”或其他什么的,那就好像是一大群人或一个集团在向公众说话,使公众与演讲者之间就似乎隔得比较远,因而难以让人产生亲近感,而多用单个的“我”字则能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多用单个“我”字还能彰显一种平等意味。虽然“我”是一国总统,但“我”与公众在法律和政治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而并非高人一等,所以“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来和大家说话,而不应代表整个集团更不代表所有人来对公众训话。多用单个的“我”字更体现出一种责任担当意识。也就是说,现在在向公众作出承诺的是“我”一人,因而如果没有践诺,那“我”就是责任的首位承担者,而不能将过错推给其他人,让他人或整个集团来为自己担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敢于多说“我”字是负责任也是自信的表现。作为政治家,既然负有领导国家进步的义务,那就应当鲜明地亮出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并勇敢地让公众作为自己政绩与表现的鉴定人、评判者,并由此而决定“我”的前途与未来。 魏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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