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加息

　　葛丰

　　经济思想史学家戴维·科兰德曾表示，“如果你提出有关经济理论的大问题，那答案只能是一堆垃圾。”而这种看似虚无主义实则实用主义的论调，至少对于笔者，在困惑又倦怠于诸如“加息，不加息”、“升值，不升值”之类论争后的现在，是很有一些吸引力的。也正因为此，在笔者的眼里，关于中国九年来首次加息这一事件，莫如德里达颠三倒四的文字游戏更为有趣———至少，通过他所宣称的理性不过是对确定性不诚实的追求，以及对于真理的寻求实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幻想”，经济政策的不可捉摸转而如同它的振振有辞一样无可无不可———这种“法国向世界传递的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希拉克）足以让我们大为释怀。

　　但这种对于“确定性”无可置疑的嘲讽不会得到自认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的认可。譬如说，翻开任何一种关于利率需要或者不需要调整的文本，诸如GDP、CPI、PPI、国际收支、失业人数、M0、M1、M2之类的数据都会赫然在目并有各种精心设计的算法与之相应，因此说，在科学越发昌明的今天，不仅加不加息的答案是确然的，即便是加多少基点并以何种节奏进行这样的问题都是可解的。

　　更有甚者，关于这种信念的执着，在很多“专业人士”通过自身经验得知，主流金融理论暗含大量谬误以及通用市场模型存在诸多纰漏的情况下，更能显示出一种反怀疑论的、对于西方思想根基的确信不疑、生死相与。而基于这种圣徒般的虔诚，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与75年前的同行相比，对于市场波动性的认知不见得有何进步，这简直是犯罪”，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乐观地认为，“终有一天会研究出更加简单而准确的模型和工具……这样就能胸有成竹地进入市场。”（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理查德·赫德森）

　　那么，会有这样一天的到来吗？由于德里达拒绝理解的“恶劣品质”所导致、更由于其本身所宣扬的“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实则就是隐喻替换的过程，由于本体的不存在，真理的绝对性不过是人为的设定”所传达的对于怀疑的怀疑，我们也确实很难恰如其分地理解并运用“解构主义”来挖开“科学研究”的墙角，即证明一种“无底的游戏”一定存在于所有“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当然，反过来说，通过对于德里达各种形式的批判、否定，亦不能证明反命题的成立。

　　这样，对于确确实实发生在今天并愈演愈烈的经济学或经济学家之间的纷争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一种妥协的态度是否有必要加以确认———至少在目前的学术水平下，经济学研究的多重目标以及对于前提条件不可避免的假设确实使它看起来很像是一种循环的拆解？

　　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蒂在其《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指出，“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机制，在一个很低的抽象水平上，已经多得难以计数。它们包括各种各样的设计发明，如立法机构、监狱、研究单位、军队、双重账目簿记、国民收入统计、商业企业、司局处署、契约合同、间谍机构、秘密警察、联合国和经互会一类的国际组织、选举、民意测验、市政环保厅等。它们在永无止息地调整改组之中，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创造新的形式。”（尽管他又认为，“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这些多变的机制可以聚合成少量不大变化的范畴。”）而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不可知论的某种现实的土壤。

　　此外，除了“怎么办”的阙如，“为什么”这一显然更为根本的问题同样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譬如说，哈耶克坚持认为，包括市场在内，我们对于任何体制的评判都应该以它是否推进人类自由为标准，而不只是看它产生了多少收入；与之相反，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丝·弗里德曼则认为，评判市场经济的标准不是自由，而是看繁荣与实用。

　　罢了，到此为止吧。尽管在德里达看来，语言无法传达固定的意义或普遍的真理，因为选用的词以及选择这些词的人的观点，会不可避免地歪曲语言想表达的现实。但毕竟，从内心来说，笔者确实无意思于传达这样的信息，即无论如何，加不加息都是个伪命题，然而话赶话又确实有点说拧了的味道。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1月05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