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日前在谈到农民工进城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时说，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对于转变其生育观念，降低其生育水平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约1亿农村劳动力在大中城市务工，加上他们的部分子女，约1亿4千万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把这个巨大的人群说成是“流动人口”，其实很不确切。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前两年主持的调查显示，真正在城市没有固定职业，处于高度流动状态的人口，仅占总进城农民数量的9％。这就是说，大部分进城农民不是流动人口，他们有固定的职业、固定的收入和固定的住处，尽管他们的职业具有边缘性，他们的收入不稳定，他们的住处很简陋。但他们的流动性并不高。他们一般只是在庄稼收获时节部分地返乡工作，又在过春节时返乡过他们的“狂欢节”。因而，不要再叫他们“流动人口”了。
我们赞成张维庆的意见。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已经不再把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性别看作影响家庭未来生活的重要因素。他们比那些未进城的农民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因而更不愿意多生孩子而影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如果有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并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充分保障进城农民的各项权利，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将会有更大的成绩。
而且，如果让进城务工农民真正作为城市居民在城市住下来，其好处决不止于计划生育这一件事情。在农民工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多数农民是愿意定居城市的。他们对农村土地的眷恋，根源在于他们对未来生活风险的估计。如果让他们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他们至少可以转让他们在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据测算，如果能够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同时使乡镇企业的职工稳定在非农产业，并鼓励他们“放弃”农村土地（即使转租也可以），那么，留在农村的粮食种植业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40％以上。在未来20年里，粮食种植业农民的收入还可提高30％以上，他们的总收入将达到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这个结果，所谓“三农”问题将不复存在。
有人担心我们的城市不能接纳那么多农民进城定居，认为基础设施缺乏，社会保障资源不足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伪问题。
这些农民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已经在享用着城市基础设施，只是他们在享用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可能遭受歧视。而城市的许多基础设施具有边际成本不变的性质，不会因为农民工的使用而产生拥挤。只有少数巨型城市可能需要限制人口总规模，但这种限制应该一视同仁。限制的后果也不一定把大部分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赶出城市。
至于社会保障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改革相关制度，对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资源是不会有问题的。按我们最近所做的数据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放弃的土地财产权的价值远远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也远远超过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的总规模。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逻辑：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城市化做了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方面的巨大贡献，到头来却因为社会保障问题，而把他们排除在城市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农民的土地在农村是他们的生活保障手段，而这个手段也可以转化为农民进入城市、获得城市社会保障的手段。
取消农业税这样一件看起来很难的事情，我们做了，事实证明能承受；在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也不会有大问题。关键还是看我们有没有行动魄力。（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