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哺育一代话剧宗师的沃土

　　1910年的9月24日，在天津英租界一所洋楼里，诞生了一名男孩；一个阔绰的家庭添人增口，喜庆的气氛自不待言，因此取了一个很吉祥的名字：“家宝”。

　　这家的主人万德尊，本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官运亨通，民国初年，竟当上了镇守使和督军，不久被大总统黎元洪看中，调任为总统府的秘书官。小家宝刚刚懂事，慈母见背，继母酷爱戏剧，这对家庭生活优裕、富有戏剧天才的小家宝来说，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20世纪初的天津，是中国北方汲取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也是中国戏剧脱离传统、走向现代的排头兵。天津在开埠之后，话剧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当时西方人把话剧演出当作了冬季封港期的主要消闲活动，租界里不少洋行老板、外交官和他们的眷属都是话剧的爱好者，为丰富自娱活动，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不时演出一些流行的名剧或哑剧。外国的职业剧团这时也来到天津，比如1888年英国的汉密尔顿戏剧公司，就曾在英租界的兰心戏院做过公演。

　　当时钟敲响20世纪第一声的时候，天津为八个列强国家的军队分割占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天津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张伯苓等，深知改革教育，兴教育乃是当时的第一要务，不但同心协力创办了著名的南开学校，而且把话剧（时称“新剧”）这一最能代表当代精神、当代意识和当代审美情趣的艺术形式，拿到学校中去推广，目的是“练习讲演，改良社会”。1909年南开学校创建5周年时，张伯苓倡导建立了天津第一个话剧团，并自编、自导、自演了天津第一场由中国人演出的话剧《用非所学》。从此，每逢校庆和欢送毕业生，一定要演出话剧，以示庆祝。这一开创性的举措，使得南开中学在中国北方话剧史上占了有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北方话剧的发祥地。

　　自幼便喜欢戏剧的曹禺，于1922年有幸进入了南开中学；1925年15岁的曹禺又加入了南开新剧团，从此又有了亲自参加演出的机会。当时剧团的团长兼导演，正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师生二人通力合作，如鱼得水，演了很多的戏，从而奠定了曹禺一生事业的基础。后来曹禺回忆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习舞台，熟习观众，熟习应如何写才能抓住观众。”这是他晚年对自己青年时代走过道路的深刻总结。

　　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早已从传统城市脱胎出来，发展成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畸形发达的经济和极具惰性的社会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而且集中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之间，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上。这里既有洋人的飞扬跋扈，也有身着西装的“高级流氓，高级恶棍”的胡作非为；顽固守旧的老一辈妄图把社会往后拉，新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又看不到社会应当往何处去；富有者醉生梦死，贫穷者求生无门；新的曙光出现了，但还照不进深宅大院和摩登洋楼。曹禺生活在“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这一切给青年曹禺的思想，留下了终生抹不去的烙印。

　　中学毕业后，他原想学医，但两次都没有考取；18岁那年，曹禺进入了南开大学政治学系，可是学不进去，翌年又转到清华大学学习西洋文学。在此期间，他饱览了学校书库古今中外的丰富藏书，毕业后进入清华研究院专门从事戏剧研究。33岁那年，他因“心情在作祟”和“情感的发酵”，想到了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天津。极具观察能力和敏锐眼光的曹禺，用他的戏剧天才，准确把握住了这些形形色色又极富时代特点的人生场景。他借助于天津“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完成了处女作《雷雨》；两年后，他回到天津，再次写出了“事情完全在天津”的《日出》。当然，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后来曹禺说：“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我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戚、朋友、社会上的事。”尽管曹禺不认为这两出戏是“社会问题剧”，但当时天津社会对曹禺毕生事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决定性的。从此，曹禺一举成名，跨入了著名戏剧家的行列。